●卷八 钱币考一
○历代钱币之制
自太皥以来则有钱矣，太皥氏、高阳氏谓之金，有熊氏、高辛氏谓之货，陶唐氏谓之泉，商人、周人谓之布，齐人、莒人谓之刀。
神农列廛於国，以聚货帛，日中为市，以交有无。虞、夏、商之币，金为三品，或黄，或白，或赤；或钱，或布，或刀，或龟贝。
管子曰："汤七年旱，禹五年水，人之无饘（章延反，糜也），有卖子者。汤以庄山之金铸币，而赎人之无饘卖子者；禹以历山之金铸币，以救人之困。""夫玉起於禺（音虞）氏，金起於汝、汉，珠起於赤墅，东西南北去周七八千里，水绝壤断，舟车不能通。为其途之远，其至之难，故託用於其重，以珠玉为上币，以黄金为中币，以刀布为下币。"三币，握之则非有补於暖也，食之则非有补於饱也，先王以守财物，以御人事，而平天下也，是以命之曰"衡"。衡者，使物一高一下，不得有调也（若五榖与万物平，则人无其利。故设上中下币，而行轻重之术，使一高一下，乃可权制利门悉归於上）。
周制，以商通货，以贾易物。太公又立九府圜法（《周官》有太府、玉府、内府、外府、泉府、天府、职内、职币、职金，皆掌财币之官，故云九府。圜，谓均而通也），黄金方寸而重一斤；钱圜函方（外圜而内孔方），轻重以铢（黄金以斤为名，钱以铢为重也）；布帛广二尺二寸为幅，长四丈为疋。故货宝於金，利於刀，流於泉（流行於泉），布於布（布於民间），束於帛（束，聚也）。《周官 司市》：国凶荒札丧，则市无征而作布（凶年物贵，置钱以饶民）。
夹漈郑氏曰："谓之泉者言其形，谓之金者言其质，谓之刀者言其器，谓之货、谓之布者言其用。古文'钱'字作'泉'者，言其形如泉，文一变而为刀器，再变而为圜法（即太公所作）。自圜法流通於世，民实便之，故泉与刀并废。後人不晓其谓也，观古钱其形即篆泉文也，後世代以'钱'字，故'泉'之文借为泉水之泉，其实'泉'之篆文下体不从水也。先儒不知本末，因谓流於泉，布於布，宝於金，利於刀，此皆沿凿之义也。"
外府掌邦布之入出，以共百物，而待邦之用。凡有法者（布，泉也。有法，百官之公用也），共王及后、世子之衣服之用。凡祭祀、宾客、丧纪、会同、军旅，共其财用之币，赍赐予之财（赍，行道之财用也），凡邦之小用皆受焉。岁终则会，唯王及后之服不会。
泉府掌以市之征布，敛市之不售，货之滞於民用者，以其贾买之物揭而书之，以待不时而买者。买者各从其抵，都鄙从其主，国人、郊人从其有司，然後予之（抵，故贾也。主者，别治大夫也。康成谓："抵，本也。本谓所属吏，主、有司是也。"）。凡赊者，祭祀无过旬日，丧纪无过三月。凡民之贷者，与其有司辩而授之，以国服为之息（郑司农谓："以其所贾之国所出为息也。假令其国出丝絮，则以丝絮偿；出絺葛，则以絺葛偿。"康成谓："以其於国服事之税为息也。於国事受园廛之田而贷万泉者，则期出息五百。"）。凡国事之财用取具焉，岁终则会其出入，而纳其馀。
按：《周礼》主财之官虽多，而专掌钱布则惟外府、玉府二官，外府掌赍赐之出入，泉府掌买卖之出入。自王介甫以郑注国服为息之说行青苗误天下，而後儒之解此语者，或以"息"为生息之息，或以"息"为休息之息，然於义皆无所当。盖古人创泉布之本意，实取其流通。缘货则或滞於民用，而钱则无所不通；而泉府一官最为便民，滞则买之，不时而欲买者则卖之，无力者则赊贷与之。盖先王视民如子，洞察其隐微，而多方济其缺乏，仁政莫尚於此，初非专为谋利取息设也。不原其立官之本意，而剿其一语以断天下大事可乎？
买之於方滞之时，卖之於欲买之际，此与常平贱籴贵粜之意同。泉府则以钱易货，常平则以钱易粟，其本意皆以利民，非谋利也。然後世常平之法转而为和籴，且以其所储他用而不以济民，则惟恐其数之不多，利之不羡，於是亦以理财之法视之矣。
周景王二十一年患钱轻，更铸大钱，径一寸二分，重十二铢，文曰"大泉五十"，肉、好皆有周郭，以劝农，赡不足。
王将铸大钱，单穆公曰："不可。古者天灾降戾，於是乎量资币，权轻重，以赈救民。民患轻，则为作重币以行之（币轻物贵也），於是乎有母权子而行，民皆得焉（重曰母，轻曰子。相权，并行也）。若不堪重，则多作轻而行之，亦不废重，於是乎有子权母而行，大小利之（民患币重，则多作轻钱而行之，亦不废去重者。言重者行其贵，轻者行其贱）。今王废轻而作重，民失其资，能无匮乎？若匮，王用将有所乏，乏则将厚取於民，民不给，将有远志，是离民也。且夫有备未至而设之，有至而後救之，是不相入也。可先而不备，谓之急；可後而先之，谓之召灾。且绝民用以实王府，犹塞川原而为潢扜也，其竭无日矣。"王弗听。
楚庄王以为币轻，更以小为大，百姓不便，皆去其业。孙叔敖为相，市令言於相曰："市乱，人莫安其处，行不定。"叔敖白於王，遂令复如故，而百姓乃安。
秦兼天下，币为二等，黄金"镒"为名，上币（二十两为镒。改周一斤之制，更以镒为金之名数也。高祖初赐张良金百镒，此尚秦制也。上币者，二等之中，黄金为上，而钱为下也）；铜钱质如周钱，文曰"半两"，重如其文。而珠玉、龟贝、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，不为币，然各随时而轻重无常。
汉兴，以为秦钱重难用，更令民铸荚钱（如榆荚也。荚音颊）。黄金一斤（复周之制，更以斤名金）。而不轨逐利之民畜积馀赢以稽市物，踊腾跃（稽，贮满也。言以其赢馀之财畜积群货，使物甚腾跃也），米至石万钱，马至匹百金。
高后二年，行八铢钱（即秦半两钱也。汉初患其重，更铸榆荚，人患太轻，故复行此。）六年，行五分钱（即荚钱）。
文帝五年，为钱益多而轻，乃更铸四铢钱，其文为"半两"。除盗铸钱令，使民放铸。
贾谊谏曰："法使天下公得顾租铸铜锡为钱，敢杂以铅铁为他巧者，其罪黥（顾租，谓雇佣之直，或租其本）。然铸钱之情，非殽杂为巧，则不可得赢，而殽之甚微，为利甚厚。夫事有召祸而法有起奸，今令细民人操造币之势，各隐屏而铸作，因欲禁其厚利微奸，虽黥罪日报，其势不止。乃者民抵罪多者，一县百数，及吏之所疑，榜笞奔走者甚众。夫县法以诱民，使入陷阱，孰积於此！曩禁铸钱，死罪积下（言死罪多委积於下）；今公铸钱，黥罪积下。为法若此，上何赖焉？又民用钱，郡县不同，或用轻钱，百加若干（时钱重四铢，法钱百枚当重一斤十六铢，轻则以钱足之若干枚，令满平也），或用重钱，平称不受（秦钱重半两，汉初铸荚钱，文帝更铸四铢钱。秦钱与荚钱皆当废，而故与四铢并行。民以其见废，故用轻钱则百加若干；用重钱虽以一当一，犹复不受之，是以郡县不同也）。法钱不立（法钱，依法之钱也），吏急而壹之乎，则大为烦苛而力不能胜；纵而弗呵乎，则市肆异用，钱文大乱。苟非其术，何乡而可哉！今农事弃捐而采铜者日蕃，释其耒耜，冶鎔吹炭，奸钱日多，五榖不为多。善人怵而为奸邪，愿民陷而之刑戮，刑戮将甚不详，奈何而忽！国知患此，吏议必曰禁之。禁之不得其术，其伤必大。令禁铸钱，则钱必重，重则其利深，盗铸如雲而起，弃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。奸数不胜而法禁数溃，铜使之然也。故铜布於天下，其为祸博矣。今博祸可除，而七福可致也。何谓七福？上收铜勿令布，则民不铸钱，黥罪不积，一矣；伪钱不蕃，民不相疑，二矣；采铜铸作者反於耕田，三矣；铜毕归於上，上挟铜积以御轻重，钱轻则以术敛之，重则以术散之，货物必平，四矣；以作兵器，以假贵臣，多少有制，用别贵贱，五矣；以临万货，以调盈虚，以收奇羡，则官富实而末民困，六矣；制吾弃财，以与匈奴逐争其民，则敌必怀，七矣。故善为天下者，因祸而为福，转败而为功。今久退七福而行博祸，臣诚伤之。"上不从。
是时，吴以诸侯即山铸钱，富埒天子，後卒叛逆。邓通以铸钱，财过王者。故吴、邓钱布天下。
贾山上书谏，以为钱者无用器也，而可以易富贵。富贵者，人主之操柄也，令民为之，是与人主共操柄，不可长也。其後，复禁铸钱。
景帝中六年，定铸钱伪黄金弃市律。
人有告邓通盗出徼外铸钱，下吏验问，颇有，遂竟案，尽没之。
武帝建元元年，行三铢钱（坏四铢造此也。重如其文）。
五年，罢三铢钱，行半两钱。自孝文更造四铢钱，至元狩四年，四十馀年。从建元以来，用少，县官往往多即铜山而铸钱，民亦盗铸，不可胜数。钱益多而轻，物益少而贵。有司言曰："今半两钱法重四铢，而奸或盗磨钱质而取鋊（鋊，铜屑也），钱益轻薄而物贵，则远方用币烦费不省。"乃令县官销半两钱，更铸三铢钱，重如其文。其明年，有司言三铢钱轻，轻钱易作奸诈，乃更请郡国铸五铢，周郭其质，令不得磨钱取鋊。
元狩四年，造白金及皮币。
时县官大空，而富商贾或滞财役贫，转榖百数，冶铸。鬻盐，财或累万金，而不佐公家之急，黎民重困。於是天子与公卿议，更造钱币以赡用。时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银锡，有司言曰："古者皮币，诸侯以聘享。金有三等，黄金为上，白金为中，赤金为下。今半两钱法重四铢，而奸或盗磨钱质而取鋊，钱益轻薄而物贵，则远方用币烦费不省。"今以白鹿皮方尺，缘以藻缋，为皮币，直四十万。王侯宗室朝觐享，必以皮币荐璧，然後得行。又造银锡白金。以为天用莫如龙，地用莫如马，人用莫如龟，故曰金三品：其一曰重八两，圜之，其文龙，名"白撰"，直三千；二曰以重差小，方之，其文马，直五百；三曰复小，撱之（撱下而长），其文龟，直三百（一重八两，则二重六两，三重四两）。其後，官铸赤仄。白金稍贱，民弗宝用，县官以令禁之，无益。岁馀，终废不行。自造白金、五铢钱後五岁，而赦吏民之坐盗铸金钱死者数十万人。其不发觉相杀者，不可胜计。赦自出者百馀万人。然不能半自出，天下大抵无虑皆铸金钱矣。犯法者众，吏不能尽诛，於是遣博士褚大、徐偃等分行郡国，举并兼之徒、守相为利者劾之。
时张汤用事，帝与汤造白鹿皮币，以问大司农颜异，对曰："今王侯朝贺以苍璧，直数千而皮荐反四十万，本末不相称。"上不悦。汤奏异腹诽，坐死。
元鼎二年，令京师铸官赤仄。
时郡国铸钱，而民多奸铸，钱多轻，而公卿请令京师铸官赤仄（以赤铜为其郭也），一当五，赋官用非赤仄不得行。其後二岁，赤仄钱贱，民巧法用之，不便，又废。於是悉禁郡国毋铸钱，专令上林三官铸。钱既多，而令天下非三官钱不得行，诸郡国前所铸钱皆废销之，输入其铜三官。而民之铸钱益少，计其费不能相当，唯真工大奸乃盗为之。
元帝时，贡禹言："铸钱采铜，一岁十万人不耕，民坐盗铸陷刑者多。富人藏钱满室，犹无厌足。民心动摇，弃本逐末，耕者不能半，奸邪不可禁，原起於钱。疾其末者绝其本，宜罢采珠玉、金银、铸钱之官，毋复以为币，除其贩卖租铢之律（租铢，谓计其所卖物价，平其锱铢而收租也），租税禄赐皆以布帛及榖，使百姓一意农桑。"议者以为交易待钱，布帛不可尺寸分裂，禹议亦寝。
《师丹传》，有上书言古者以龟、贝为货，今以钱易之，民以故贫，宜可改币。上以问丹，丹对言可改。章下有司议，皆以为行钱以来久，难卒变易。
自孝武元狩五年三官初铸五铢钱，至平帝元始中，成钱二百八十亿万馀云。
石林叶氏曰："《汉书 王嘉传》，元帝时都内钱四十万万，水衡钱一十五万万，少府钱十八万万，言其多也。以今计之，才八百三十万贯耳，不足以当榷货务盛时一岁之入。盖汉时钱极重而币轻，榖价甚贱时至斛五钱（耿寿昌以榖贱伤农，建常平之议，其年斛五钱），故嘉言是时外戚赀千万者少。正使有千万，亦是今一万贯，中下户皆有之。汉律，丞相、大司马、大将军月俸六万，乃今六十贯，御史大夫四万；而大将军米月三百五十斛，下至佐史，秩百石，犹月八斛有奇。其赐臣下黄金每百斤、二百斤，少亦三十斤，虽燕王刘泽以诸侯赐田生金亦二百斤，梁孝王死，有金四十馀万斤。币轻，故米贱金多。近世患国用不足，以为钱少，故夹锡当十等交具，卒未尝有补。盖钱之多寡系币之轻重，不在鼓铸广狭也。"
又曰："如魏文侯相李悝言，一夫治田百亩，亩收粟一石半，为粟百五十石。一夫五口，人月食一石半。百亩之入，以其十五石为税，九十石为食，馀四十五石。石钱三十，计钱千三百五十，而社闾、尝新、春秋之祠只用钱三百，而其馀钱以为五口之衣（衣，人率用钱三百，五人终岁用千五百，今只馀千五十，不足四百五十）。则固不嫌钱之少也。然正使币轻，亦何至是？盖日用犹不满一钱，不知何以为生。"
王莽居摄，变汉制，以周钱有子母相权，於是更造大钱，径寸二分，重十二铢，文曰"大钱五十"。又造契刀、错刀。契刀，其环如大钱，身形如刀，长二寸，文曰"契刀五百"。错刀，以黄金错，其文曰"一刀直五千"。（张晏曰："按今所见契刀、错刀，形质如大钱，而肉好轮厚异於此，大钱形如大刀环矣，契刀身形员，不长二寸也。其文左曰"契"，右曰"刀"，无"五百"字也。错刀则刻之作字也，以黄金填其文，上曰"一"，下曰"刀"。二刀泉甚不与志相应也，似札单差错，文字磨灭故耳。"师古曰："张说非也。王莽钱刀今并尚在，形质及文并与志相合。"）与五铢钱凡四品，并行。
莽即真，以为书"刘"字有金刀，乃罢错刀、契刀及五铢钱，而更作金、银、龟、贝、钱、布之品，名曰"宝货"。小钱径六分，重一铢，文曰"小钱直一"。次七分，三铢，曰"么钱一十"（么，小也）。次八分，五铢，曰"幼钱二十"。次九分，七铢，曰"中钱三十"。次一寸，九铢，曰"壮钱四十"。因前"大钱五十"，是为钱货六品，直各如其文。黄金重一斤，直钱万。朱提银重八两为一流，直一千五百八十（朱提，县名，属犍为，出善银。朱音殊。提字音上支反）。他银一流直千。是为银货二品。元龟岠冉长尺二寸（冉，龟甲缘也。岠，至也。度背两边缘尺二寸也），直二千一百六十，为大贝十朋（两贝为朋。朋直二百一十六，元龟十朋，故二千一百六十也。）公龟九寸，直五百，为壮贝十朋。侯龟七寸以上，直三百，为么贝十朋。子龟五寸以上，直百，为小贝十朋。是为龟宝四品。大贝四寸八分以上，二枚为一朋，直二百一十六。壮贝三寸六分以上，二枚为一朋，直五十。么贝二寸四分以上，二枚为一朋，直三十。小贝寸二分以上，二枚为一朋，直十。不盈寸二分，漏度不得为朋，率枚直钱三。是为贝货五品。大布、次布、第布、壮布、中布、差布、厚布、幼布、么布、小布。长寸五分，重十五铢，文曰"小布一百"。自小布以上，各相长一分，相重一铢，文各为其布名，直各加一百。上至大布，长二寸四分，重一两，而直千钱矣。是为布货十品（布亦钱）。凡宝货五物，六名，二十八品。铸作钱、布皆用铜，殽以链、锡（许慎曰："链，铜属也。"然则以链及杂铜而为钱也。链，音连），文质周郭放汉五铢钱云（放，依）。其金银与他物杂，色不纯好，龟不盈五寸，贝不盈六分，皆不得为宝货。元龟为蔡，非四民所得居，有者，入太卜受直。其後百姓愦乱，其货不行，民私以五铢钱市买。莽患之，下诏敢挟五铢钱者为惑众，投诸四裔。於是农商失业，食货俱废，民涕泣於市道。坐卖买田宅奴婢、铸钱抵罪者，自公卿大夫至庶人，不可称数。莽知民愁，乃但行小钱直一，与大钱五十，二品并行，龟、贝、布属遂废。莽天凤元年，复中下金、钱、龟、贝之货，颇增减其价直，而罢大小钱，改作货布，长二寸五分，广一寸，首长八分有奇，其广八分，其圆好径二分半，足枝长八分，间广二分，其文右曰"货"，左曰"布"，重二十五铢，直货泉二十五。货泉径一寸，重五铢，文右曰"货"，左曰"泉"，枚直一，与货布二品并行。又以大钱行久，罢之，恐民挟不止，乃令民且独行大钱，与新货泉俱放直一，并行尽六年，毋得复挟大钱矣。每壹易钱，民用破业，而大陷刑。莽以私铸钱死及非沮宝货投四裔，犯法者多，不可胜行，乃更轻其法：私铸作泉、布者，与妻子没为官奴婢，吏及比伍知而不举告，与同罪（比音频未反）；非沮宝货，民罢作一岁，吏免官。犯者愈众，又五人相坐皆没入，郡国槛车铁锁，传送长安锺官（锺官，主铸钱者），愁苦死者十六七。汉钱旧用五铢，自王莽改革，百姓皆不便之。及公孙述废铜钱，置铁官铸铁钱，百姓货币不行。时童谣曰："黄牛白腹，五铢当复。"好事者窃言王莽称黄，述欲继之，故称白腹，五铢汉货，言汉当复并天下。
世祖建武十六年，始行五铢钱，天下赖其便。
初，王莽乱後，货币杂用布帛金粟。建武初，马援在陇西，上书言宜如旧铸五铢钱。事下三府，三府奏以为未可许，事遂寝。及援还，从公府求得前奏难十馀条，乃随牒解释，更具表言。帝从之。
建武时，长安铸钱多奸，第五伦为督铸钱掾领长安市，伦平铨衡，正斗斛，市无阿枉，百姓悦服。
桓帝时议改铸大钱，刘陶言其不便，乃止。
时有上书言人以货轻财薄，故致贫困，宜改铸大钱。事下四府群僚及太学能言之士。陶上议曰："当今之忧，不在於货，在於民饥。盖民可百年无货，不可一朝有饥，故食为至急也。议者不达农殖之本，多言冶铸之便，故欲因缘行诈，以贾国利。国利将尽，取者争竞，造铸之端，於是乎生。盖万人铸之，一人夺之，犹不能给，况一人铸之，万人夺之乎？夫欲民殷财阜，要在止役禁夺，则百姓不劳而足。陛下欲铸钱齐货，以救其弊，此犹养鱼沸鼎之中，栖鸟烈火之上。水木本鱼鸟之所生也，用之不时，必致焦烂。"帝乃止，不铸钱。
灵帝中平三年，铸四出文钱。
钱皆四道，识者窃言侈虐已甚，形象兆见，此钱成，必四道而去。及京师乱，钱果流布四海。
献帝初平元年，铸小钱。
董卓坏五铢钱，更铸小钱，悉取洛阳、长安铜人、钟偹、飞廉、铜马之属以充铸，故货贱物贵，榖石数万。又钱无伦理文章，不便人用。
昭烈取蜀，铸直百钱。
先主攻刘璋，与士众约，若事定，府库、百姓，孤无取焉。及入成都，士庶皆舍干戈，赴诸库藏取宝物，军用不足，备忧之。西曹掾刘巴曰："此易耳！但当铸直百钱，平诸物价，令吏为官市。"备从之，旬月之间，府库充实。文曰"直百"，亦有勒为五铢者，大小秤两如一焉，并径七分，重四铢。
魏文帝黄初二年，罢五铢钱，使百姓以榖帛为市。至明帝世，废钱榖用既久，人间巧伪渐多，竞湿榖以要利，作薄绢以为市，虽处以严刑不能禁。司马芝等议以为用钱非徒丰国，亦以省刑，若更铸五铢钱，则国丰刑省，於是为便，明帝乃立五铢钱。
孙权嘉平五年，铸大钱，一当五百。赤乌元年，又铸当千钱。故吕蒙定荆州，孙权赐钱一亿。钱既太贵，但有空名，人间患之。权闻百姓不以为便，省息之，铸为器物，官勿复出也。私家有者，并以输藏，平卑其直，勿有所枉。
晋用魏五铢钱，不闻有所更创。
元帝过江，用孙氏旧钱，轻重杂行，大者谓之"比轮"，中者谓之"四文"。吴兴沈充又铸小钱，谓之"沈郎钱"。钱既不多，由是稍贵。
孝武太元三年，诏曰："钱，国之重宝，小人贪利，稍坏无已，监司当以为意。广州夷人宝贵铜鼓，而州境素不出铜，闻官司贾人皆食比轮钱斤两差重，以入广州，货与夷人，铸败作鼓。其重为禁制，得者科罪。"
安帝元兴中，桓元辅政，议欲废钱用榖帛，朝议以为不可，乃止。
孔琳之议曰："《洪范》八政，货为食次，岂不以交易之所资，为用之至要者乎！若使百姓用力於为钱，则是妨为生之业，禁之可也。今农自务榖，工自务器，各隶其业，何尝致勤於钱？故圣王制无用之货，以通有用之财，既无毁败之费，又省运致之苦，此钱所以嗣功龟、贝，历代不可废者也。榖帛本充於衣食，今分以为货，则致损甚多，又劳毁於商贩之手，耗弃於割截之用，此之为弊，著於目前。故锺繇曰：'巧伪之人，竞湿榖以要利，制薄绢以充资。'魏代制以严刑，弗能禁也。是以司马芝以为用钱非徒丰国，亦所以省刑。钱之不用，由於兵乱积久，用之於废，有由而然，汉末是也。今既用而废之，则百姓顿亡其利。今既度天下之榖，以周天下之食，或仓库充溢，或粮靡斗储，以相资通，则贫者仰富。致之之道，实假於钱，一朝断之，便为弃物。是有钱无粮之人，皆坐而饥困，以此断之，又立弊也。且据今用钱之处不为贫，用榖之处不为富，又人习来久，革之怨惑。语曰：'利不百，不易业。'况又钱便於榖也！魏明帝时，钱废用榖四十年矣，以不便於人，乃举朝大议，精才达政之士，莫不以宜复用钱，下无异情，朝无异论。彼尚舍榖帛而用钱，足以明榖帛之弊著於已诫也。愚谓救弊之术，无取於废钱。"朝议多同琳之，故元议不行。
前凉张轨太府参军索辅言於轨曰："古以金贝皮币为货，息榖帛量度之耗。二汉制五铢钱，通易不滞。晋太始中，河西荒废，遂不用钱，裂匹以为段数，缣布既坏，市易又难，徒坏女工，不任衣用，弊之甚也。今中州虽乱，此方全安，宜复五铢，以济通变之会。"轨纳之，立制准布用钱，钱遂大行，人赖其利。
宋文帝元嘉七年，立钱置，铸四铢钱，文曰"四铢"，重如其文。
人间颇盗铸，多翦凿古钱取铜，帝甚患之。录尚书、江夏王义恭建议以一大钱当两，以防穿凿，议者多同之。何尚之议曰："夫泉贝之兴，以估货为本，事在交易，岂假多数？数少则币重，数多则物重，多少虽异，济用不殊，况复以一当两，徒崇虚价。夫钱之形式，大小多品，直云大钱，则未知其格。若止於四铢、五铢，则文皆古篆，既非庸下所识，如或漫灭，尤难分明，公私交乱，争讼必起，此最足深疑者也。命旨兼虑翦凿日多，以致销尽，鄙意复谓直由纠察不精，致使立制以来，发觉者寡。今虽有悬金之名，竟无酬与之实，若申明旧科，擒获即报，畏法希赏，不日息矣。"中领军沈演之以为："晋迁江南，疆境未廓，或土习其风，钱不普用。今封略开广，声教遐暨，金镪布洽，爰逮边荒。用弥广而货愈狭，如复竞窃翦凿，销毁滋繁，刑虽重禁，奸弊方密，肆力之甿，徒勤不足以供赡。诚由货贵物贱，常调未革。愚谓若以大钱当两，则国传难毁之宝，家赢一倍之利，不俟加宪，巧源日绝。"上从演之议，遂以一钱当两，行之经时，公私非便，乃罢。时言事者多以钱货减少，国用不足，欲禁私铜，以充官铸五铢。范泰又陈曰："夫货存贸易，不在多少，昔日之贵，今日之贱，彼此共之，其揆一也。但今官人均通，则无患不足。若使必资广以收国用者，则龟贝之属，自古而行。铜之为器，在用也博矣，锺律所通者远，机衡所揆者大。器有要用，则贵贱同资；物有適宜，则家国共急。今毁必资之器而为无施之钱，於货则功不补劳，在用则君人俱困，较之以实，损多益少。良由阶根未固，意存远略。伏愿思可久之道，赎欲速之情，则嘉谟日陈，圣虑可广。"
自元嘉中铸四铢钱，轮郭形制，与古五铢同价无利，百姓不资盗铸。孝武孝建初，铸四铢，文曰"孝建"，一边为"四铢"。其後稍去"四铢"，专为"孝建"。
尚书右丞徐爰议曰："货薄人贫，公私俱罄，不有革造，将至大乏。宜应遵式古典，收铜缮铸，纳赎刊刑，著在往策。合宜以铜赎刑，随罪为品。"诏可之。所铸钱形式薄小，轮郭不成就。於是人间盗铸者雲起，杂以铅锡，并不牢固。又翦凿古钱，以取其铜，钱既转小，稍违官式。虽重制严刑，人吏官长坐罪免者相系，而盗铸弥甚，百物踊贵，人患苦之。乃立品格，薄小无轮郭者悉加禁断。时议者又以铜转难得，欲铸二铢钱。颜峻曰："议者将谓官藏空虚，宜更改变，天下铜少，宜减钱式，以救灾弊，赈国吊人。愚以为不然。今铸二铢，恣行新细，於官无解於乏，而人奸巧大兴，天下之货将糜碎至尽。空立严禁，而利深难绝，不过一二年间，其弊不可复救，此其不可一也。今鎔铸获利，不见有顿得一二倍之理，纵复得此，必待弥年，又不可二也。人惩大钱之改，兼畏近日新禁，市井之间，必生纷扰，富商得志，贫人困穷，又不可三也。况又未见其利而众弊如此，失算当时，取诮百代！"上不听。
废帝景和二年铸二铢钱，文曰"景和"，形式转细。官钱每出，人间即模效之，而大小厚薄皆不及也。无轮郭，不磨炉，如今之剪凿者，谓之"来子"，尤轻薄者谓之"荇叶"，市井通用之。永光元年，沈庆之启通私铸，由是钱货乱败，一千钱长不盈三寸，大小称此，谓之"鹅眼钱"，劣於此者谓之"綖环钱"。入水不沈，随手破碎，市井不复断数，十万钱不盈一掬，斗米一万，商贾不行。
明帝太始初，唯禁鹅眼、綖环，其馀皆通用。复禁民铸，官署亦废工，寻又普断，唯用古钱。
齐高帝建元四年，奉朝请孔觊上书曰："三吴国之关阃，比岁被水潦而籴不贵，是天下钱少，非榖穰贱，此不可不察也。铸钱之弊，在轻重屡更。重钱患难用，而难用为无累；轻钱弊盗铸，而盗铸为祸深。人所盗铸，严法不禁者，由上铸钱惜铜爱工也。惜铜爱工也者，谓钱无用之器，以通交易，务欲令轻而数多，使省工而易成，不详虑其患也。自汉铸五铢钱，至宋文帝五百馀年，制度有废兴，而不变五铢者，其轻重可法，得货之宜也。以为宜开置钱府，方督贡金，大兴鎔铸，钱重五铢，一依汉法。府库以实，国用有储，乃量俸禄，薄赋税，则家给人足。顷盗铸新钱者，皆效作翦凿，不铸大钱也。若官钱已布於人，使严断翦凿，小轻破缺无周郭者悉不得行，官钱细小者称合铢两，销以为大。利贫良之人，塞奸巧之路。钱货既均，远近若一，百姓乐业，市道无争，衣食滋殖矣。"时议者以为钱货转少，宜更广铸，重其铢两，以防人奸。上乃使诸州大市铜炭，会上崩乃止。
武帝时，竟陵王子良上表曰："顷钱贵物贱，殆欲兼倍，凡在触类，莫不知兹。稼穑艰劬，斛直数十，机杼勤苦，匹才三百。所以然者，实亦有由。人间钱多翦凿，鲜复完者，公家所受，必须圆大，以两代一，困於无所，鞭捶质系，益致无聊。"
梁初唯京师及三吴、荆、郢、江、襄、梁、益用钱，其馀州郡则杂以榖帛交易，交、广之域则全以金银为货。
武帝乃铸钱，肉好周郭，文曰"五铢"，重四铢三参二黍，其文则重一斤三两。又别铸，除其肉郭，谓之"公式女钱"，径一寸，文曰"五铢"，重如新铸五铢，二品并行。百姓或私以古钱交易者，其五铢径一寸一分，重八铢，文曰"五铢"，三吴属县行之。女钱径一寸，重五铢，无轮郭，郡县皆通用。太平百钱二种，并径一寸，重四铢，源流本一，但文字古今之殊耳，文并曰"太平百钱"。定平一百五铢，径六分，重一铢半，文曰"定平一百"。稚钱五铢，径一分半重四铢，文曰"五铢"，源出於五铢，但狭小，东境谓之"稚钱"。五铢钱径七分半，重三铢半，文曰"五朱"，源出稚钱，但稍迁异，以"铢"为"朱"耳，三吴行之，差少於馀钱。又有对文钱，其原未闻。丰货钱径一寸重四铢，代之谓之富钱，藏之令人富也。布泉钱径一寸，重四铢半，代谓之"男钱"，云妇人佩之即生男也。此等轻重不一，天子频下诏书，非新铸二种之钱，并不许用。而趋利之徒，私用转甚，至普通中，乃议尽罢铜钱，更铸铁钱。人以铁钱易得，并皆私铸，及大同以後，所在铁钱，遂如邱山，物价腾贵，交易者以车载钱，不复计数而惟论贯。商旅奸诈，因之以求利。自破岭以东，八十为陌，名曰"东钱"，江、郢以上，七十为陌，名曰"西钱"，京师以九十为陌，名曰"长钱"。大同元年，天子乃诏通用足陌。诏下而人不从，钱陌益多，至末年遂以三十五为陌。
陈初，承梁丧乱之後，铁钱不行。始梁末，又有两柱钱及鹅眼钱，时人杂用，其价同。但两柱重而鹅眼轻，私家多鎔铸，又间以锡铁，兼以粟帛为货。文帝元嘉五年，改铸五铢，初出，一当鹅眼十。宣帝大建十一年，又铸大货六铢，以一当五铢之十，与五铢并行。後还当一，人皆不便，乃相与讹言曰："六铢钱有不利县官之象。"未几而帝崩，遂废六铢而行五铢，竟至陈亡。其岭南诸州多以钱米布交易，俱不用钱。
後魏初置太和，钱货无所用也。
孝文帝始诏天下用钱。十九年，公铸粗备，文曰"泰和五铢"，诏京师及诸州镇皆通行之。内外百官禄皆准绢给钱，匹为钱二百。在所遣钱工备炉冶，人有欲铸，就听铸之，铜必精炼，无所和杂。
宣武帝永平三年冬，又铸五铢钱。孝明熙平元年，京师及诸州镇或不用，或有止用古钱，不行新钱，致商货不通，贸迁颇隔。
孝明熙平初，尚书令、任城王澄上言："窃寻太和之钱，孝文留心创制，後与五铢并行，此乃不刊之式。臣窃闻之，君子行礼，不求变俗，因其所宜，顺而致用。'太和五铢'，虽利於京邑之肆，所不入徐、扬之市（徐，今彭城琅琊郡地。扬，今寿春郡地）。土货既殊，贸鬻亦异，便於荆、郢之邦者，则碍於兖、徐之域（荆，今南阳郡地。郢，今汝南郡地。兖，今鲁郡、东平郡地），致使贫人有重困之切，王道贻隔化之讼。臣之愚意，谓今之太和与新铸五铢，及诸古钱方俗所便用者，虽有小大之异，并得通行，贵贱之差，自依乡价。庶货环海内，公私无壅。其不行之钱，及盗铸毁大为小，巧伪不如法者，据律罪之。"诏曰："钱行已久，今东南有事，且可依旧。"
澄又奏："'太和五铢'乃大魏之通货，不朽之常模，宁可专货於京邑，不行於天下！但今戎马在郊，江疆未一，东南之州，依旧为便。至於京西、京北域内州镇未用钱处，行之则不足为难，塞之则有乖通典。何者？布帛不可尺寸而裂，五榖则有负担之难，钱之为用，贯纟强相属，不假斗斛之器，不劳枰尺之平，济代之宜，便益於此。请并下诸方州镇，其太和及新铸并古钱内外全好者，不限大小，悉听行之。鹅眼、环凿，依律而禁。河南州镇先用钱者，既听依旧，不在断限。唯太和、五铢二钱得用公造新者，其馀杂种，一用古钱，生新之类，普同禁约。诸方钱通用京师，其听依旧，使与太和钱及新造五铢并行，若盗铸钱者，罪当重宪。"诏从之。而河北诸州旧少钱货，犹以他物交易，钱略不入於市。
二年冬，尚书崔亮奏："弘农郡铜青谷有铜矿，计一斗得铜五两四铢；苇池谷矿，一斗得铜五两；鸾帐山矿，一斗得铜四两；河内郡王屋山（今玉山县）矿，一斗得铜八两；南有青州苑烛山、齐州商山，并是往昔铜官，旧迹见在。谨按铸钱方兴，用铜处广，既有冶利，并许开铸。"诏从之。自後所行之钱，人多私铸，钱稍小薄，价用弥贱。建义初，重制盗铸之禁，开纠赏之格。
孝庄帝初，私铸者益更薄小，乃至风飘水浮，米斗几直一千。秘书郎杨偘奏曰："臣顷在雍州，表陈听人与官并铸五铢钱，使人乐为，而俗弊得改。旨下尚书，八座不许。以今况昔，为理不殊，求取臣前表，经御披析。"偘乃随宜剖说，帝从之，乃铸五铢钱。御史中尉高恭之又奏曰："四民之业，钱货为本，救弊改铸，王政所先。自顷以来，私铸薄滥，官司纠绳，挂网非一。在今铜价，八十一文得铜一斤，私造薄钱，斤馀二百。既示之以深利，又随之以重刑，得罪者虽多，奸铸者弥众。今钱徒有五铢之文，而无二铢之实，薄甚榆荚，上贯便破，置之水上，殆欲不沉。此乃因循有渐，科防不切，朝廷失之，彼复何罪。昔汉文以五分钱小，改铸四铢，至孝武复改三铢为半两。此皆以大易小，以重代轻也。论今据古，宜改铸大钱，文载年号，以记其始，则一斤所成，七十六文。铜价至贱，五十有馀，其中人功、食料、锡炭、铅沙，纵复私营，不能自润。直置无利，应自息心，况复严刑广设。以臣测之，必当钱货永通，公私获允。"後遂用杨侃计。永安二年秋，诏更铸，文曰"永安五铢"，官自立炉，亦听人就铸，起自九月，至三年正月而止。官欲知贵贱，乃出藏绢，分遣使人於二市卖之，绢匹止钱二百，而私市者犹三百。利之所在，盗铸弥众，巧伪既多，轻重非一，四方州镇，用各不同。
时铸钱都督长史高谦之（即高恭之兄，字道让）上表求铸三铢钱曰："盖钱货之立，本以通有无，便交易，故钱之轻重，世代不同。太公为周置九府圜法，至景王时更铸大钱。秦兼海内，钱重半两。汉兴，以秦钱重，改铸荚钱。至孝文五年，复为四铢。孝武时，悉复销坏，更铸三铢，至元狩中，变为五铢，又造赤仄，以一当五。王莽摄政，钱有六等，大钱重十二铢，次九铢，次七铢，次五铢，次三铢，次一铢。魏文帝罢五铢钱，至明帝复立。孙权江左铸大钱，一当五百。权赤乌五年，复铸大钱，一当千。轻重大小，莫不随时而变。况今寇难未除，州郡沦没，人物凋零，军国用少，则铸小钱可以富益，何损於政，何妨於人也？且政兴不以钱大，政衰不以钱小，唯贵公私得所，政化无亏，既行之於古，亦宜效之於今矣。臣今请铸，以济交乏五铢之钱，任使并用，行之无损，国得其益。"诏将从之，事未就，会卒。
北齐神武霸政之初，犹用永安五铢。迁邺已後，百姓私钱，体制渐别，遂各以为名，有雍州青赤，梁州生厚、紧钱、古钱，河阳生涩、天柱、赤牵之称。冀州之北，钱皆不行，交贸者皆以绢布。神武乃收境内之铜及钱，仍依旧文更铸，流之四境。未几之间，渐复细薄，奸伪竞起。
武定六年，文襄王以钱文五铢，名须称实，宜秤钱一文重五铢者听入市用，计一百文重一斤四两二十铢，自馀皆准此为数。其京邑二市、天下州镇郡县之市，各置二秤，悬於市门，私人所用之秤，皆准市秤以定轻重。凡有私铸，悉不禁断，但重五铢，然後听用。若入市之钱不重五铢，或虽重五铢而多杂铅鑞，并不听用。若辄以小薄杂钱入市，有人纠获，其钱悉入告者。其薄小之钱，若便禁断，恐人交乏绝，畿内五十日，外州百日为限。群官参议，咸以为时榖稍贵，请待有年。王从之而止。
文宣受东魏禅，除永安之钱，改铸"常平五铢"，重如其文。其钱甚贵而制造甚精。其钱未行，而私铸已兴，一二年间，即有滥恶，虽杀戮不能止，乃令市增长铜价，由此利薄，私铸少止。至乾明、皇建之间，往往私铸。邺中用钱有赤郭、青熟、细眉、赤生之异，河南所用有青薄铅锡之别，青、齐、徐、兖、梁、荆河等州，辈类各殊。武平以後，私铸转甚，或以生铁私铜，至於齐亡，卒不能禁。
後周之初，尚用魏钱。及武帝保定元年，乃更铸布泉之钱，以一当五，与五铢并行。梁、益之境，又杂用古钱交易。河西诸郡或用西域金银之钱（《汉书 西域传》："罽宾国以银为钱，文为骑马，幕为人面。"其止即漫也。乌弋山燕国之钱与罽宾国同，文为人头，幕为骑马，加金银释其仄。安息亦以银为钱，文为王面，幕为夫人面，王死即更铸。大月氏亦同），而官不禁。建德三年，更铸五行大布钱，以一当十，大收商贾之利，与布泉钱并行。四年，又以边境之钱，人多盗铸，乃禁五行大布不得出入四关，布泉之钱听入而不听出。五年，以布钱渐贱而人不用，遂废之。初私铸者绞，从者远配为户。齐平以後，山东之人犹杂用齐氏旧钱。至宣帝大成元年，又铸"永通万国"钱，以一当千，与五行大布、五铢，凡三品并用。
隋文帝开皇元年，以天下钱货轻重不一，乃更铸新钱，背面肉好皆有周郭，文曰"五铢"，而重如其文，每钱一千重四斤二两（《後魏 食货志》云，齐文襄令钱一文重五铢者，听入市用，计一百钱重一斤四两二十铢，则一千钱重十二斤以上。而隋代五铢钱一千重四斤二两，当是大小秤之差耳）。是时，钱既杂出，百姓或私有鎔铸。三年，诏四面诸关各付百钱为样。从关外来，勘样相似。然後得过；样不同者则坏以为铜，入官。诏行新钱以後，前代旧钱有五行大布、永通万国及常平，所在勿用，以其贸易不止。四年，诏依旧不禁者，县令夺半年禄。然百姓习用既久，犹不能绝。五年，诏又严其制。自是钱货始一，所在流布，百姓便之。是时，见用之钱，皆须和以锡鑞。锡鑞既贱，求利者多，私铸之钱，不可禁约。其年诏乃禁出锡鑞之处，并不得私有采取。十年，诏晋王广听於扬州立五炉铸钱。其後奸猾稍多，渐磨炉钱郭取铜私铸，又杂以铅锡，递相仿效，钱遂轻薄。乃下恶钱之禁。京师及诸州邸肆之上，皆令立榜置样为准，不中样者不入於市。十八年，诏汉王谅听於并州立五炉铸钱。又江南人间钱少，晋王广又请於鄂州白紵山有铜矿处铸钱，於是诏听置十炉铸钱。又诏蜀王秀於益州立五炉铸钱。是时钱益滥恶，乃令有司检天下邸肆见钱，非官铸者皆毁之，其铜入官。而京师以恶钱贸易为吏所执有死者。数年之间，私铸颇息。大业以後，王纲弛紊，巨奸大猾遂多私铸，钱转薄恶，每千宜重二斤，後渐轻至一斤。或剪铁鐷，裁衣糊纸以为钱，相杂用之，货贱物贵，以至於亡。
唐武德四年，废五铢钱，铸"开元通宝"钱，每十钱重一两，计一千重六斤四两，得轻重大小之中。置钱监於洛、并、幽、益等诸州。赐秦王、齐王三炉，右仆射裴寂一炉以铸。盗铸者死，没其家属。
高祖初入关，民间行线环钱，其制轻小，凡八九万才满半斛。乃铸"开元通宝"，其文，给事中欧阳询制词及书，时称其工。字含八分及篆、隶三体，其词先上後下，次左後右读之。自上及左回环读之，其义亦通，流俗谓之"开通元宝"钱，郑虔《会粹》云，询初进蜡样日，文德皇后掐一甲迹，故钱上有掐文。每两二十四铢，则一钱重二铢半以下，古秤比今秤三之一也，则今钱为古秤之七铢以上，古五铢则加重二铢以上。
显庆五年，以盗铸恶钱多，官为市之，以一善钱售五恶钱。民间藏恶钱，以待禁弛。
仪凤四年，以天下恶钱转多，令东都出远年糙米及粟於市粜，斗别纳恶钱百文。其恶钱令少府、司农相知，即令铸破；其厚重合斤两者，任将行用。
乾封元年，改铸"乾封泉宝"钱，径寸，重二铢六分，以一当旧钱之十。逾年而旧钱多废。明年，以商贾不通，米帛踊贵，复行"开通元宝"钱，天下皆铸之。然私钱犯法日蕃，有以舟筏铸江中者。诏所在纳恶钱，而奸亦不息。仪凤中，濒江民多私铸钱为业，诏巡江官督捕，载铜、锡、鑞过百斤者没官。四年，命东都粜米粟，别纳恶钱百文，少府、司农毁之。时铸多钱贱，米踊贵，乃诏少府铸，寻复旧。永淳元年，私铸者抵死，邻保从坐。
武后长安中，令悬样於市，令百姓依样用钱。俄而拣择艰难，交易留滞，乃令钱非穿穴及铁锡、铜液，皆得用之，熟铜、排斗、沙涩之钱皆售。自是盗铸蜂起，江淮尤甚，吏莫能捕。先天之际，两京钱益滥，郴、衡钱才有轮郭，铁锡五铢之属皆可用之，或鎔锡模钱，须臾千百。
玄宗开元初，宰相宋璟请禁恶钱，行二铢四参钱，毁旧钱不可用者。江淮有官炉钱、偏炉钱、棱钱、时钱，遣监察御史萧隐之使江淮括恶钱。隐之严急烦扰，怨嗟盈路，坐贬官。璟又请粜十万斛收恶钱，少府毁之。
开元二十二年三月二十一日，敕："布帛不可以尺寸为交易，菽粟不可以抄勺贸有无。古之为钱，以通货币，顷虽官铸，所入无几，约工计本，劳费又多，公私之间，给用不赡，永言其弊，岂无变通。往者汉文之时，已有放铸之令，虽见非於贾谊，亦无废於贤君。古往今来，时移事异，亦欲不禁私铸，其理如何？公卿百僚详议可否。"秘书监崔沔议曰："夫国之有钱，时所通用。若许私铸，人必竞为，各徇所求。小如有利，渐忘本业，大计斯贫。是以贾生之陈七福，规於更汉令；太公之创九府，将以殷贫人。况依法则不成，违法乃有利。谨按《汉书》，文帝虽除盗铸钱令，而不得杂以铅铁为他巧者。然则虽私铸，不容奸钱。钱不容奸，则铸者无利。铸者无利，则私铸自息。斯则除之与不除，为法正等。能谨於法而节其用，则令行而诈不起，事变而奸不生，斯所以称贤君也。今若听其私铸，严断恶钱，官必得人，人皆知禁，诫则汉政可侔，犹恐未若皇唐之旧也。今若税铜折役，则官冶可成；计估度庸，则私钱无利。易而可久，简而难诬，谨守旧章，无越制度。且夫钱之为物，贵以通货，利不在多，何待私铸，然後足用也！"左监门录事参军刘秩议曰："古者以珠玉为上币，黄金为中币，刀布为下币。管子曰：'夫三币，握之则非有补於暖也，舍之则非有损於饱也。先王以守财物，以御人事，而平天下。'是以命之曰'衡'。衡者，使物一高一下，不得有常。故与之在君，夺之在君。以人戴君如日月，亲君如父母，用此术也，是谓人主之权。今之钱，即古之下币也。陛下若舍之任人，则上无以御下，下无以事上，其不可一也；夫物贱则伤农，钱贱则伤贾，故善为国者，观物之贵贱、钱之轻重。夫物重则钱轻，钱轻由乎物多，多则作法收之使少，少则重，重则作法布之使轻。轻重之本，必出乎是，柰何而假於人？其不可二也；夫铸钱不杂以铅铁则无利，杂以铅铁则恶，不重禁不足以惩息。且方今塞其私铸之路，人犹冒死以犯之，况启其源而欲人之从令乎！是设陷阱而诱之入，其不可三也；夫许人铸钱，无利则人不铸，有利则人去南亩者众。去南亩者众，则草莱不垦，又邻於寒馁，其不可四也；夫人富溢则不可以赏劝，贫馁则不可以威禁，故法令不行，人之不理，皆由贫富之不齐也。若许其铸钱，则贫者必不能为。臣恐贫者弥贫而服役於富室，富室乘之则益盗。昔汉文时，吴濞，诸侯也，富埒天子；邓通，大夫也，财侔王者。此皆铸钱所致也。必欲许其私铸，是与人利权而舍其柄，其不可五也。陛下必以钱重而伤本，工费而利寡，则臣愿言其失，以效愚计。夫钱重者，犹人日滋於前，而炉不加於旧。又公钱重，与铜之价颇等，故盗铸者破重钱以为轻钱。禁宽则行，禁严则止，止则弃矣，此钱之所以少也。夫铸钱用不赡者，在乎铜贵，铜贵之由，在於采用者众矣。夫铜以为兵则不如铁，以为器则不如漆，禁之无害，陛下何不禁於人？则铜无所用，铜无所用，则铜益贱，铜贱则钱之用给矣。夫铜不布下，则盗铸者无因而铸，无因而铸，则公钱不破，公钱不破，则人不犯死刑，钱又日增，末复利矣。是一举而四美兼也。伏惟陛下熟察之。"其年十月六日，敕："货币兼通，将以利用，而布帛为本，钱刀是末。贱本贵末，为弊则深，法教之间，宜有变革。自今以後，所有庄宅、口马交易，并先用绢布、绫罗、丝绵等，其馀市买至一千以上，亦令钱物兼用，违者科罪。"二十六年，於宣、润等州置钱监。
时两京用钱稍善，米粟价益下。其後钱又渐恶，诏出钱所在置监，铸"开元通宝"钱，京师库藏皆满。天下盗铸益起，广陵、丹阳、宜城尤甚。京师权豪岁岁取之，舟车相属。江淮偏炉钱数十种，杂以铁锡，轻漫无复钱形。公铸者号官炉钱，以一当偏炉钱七八，富商往往藏之，以易江淮私铸者两京钱有鹅眼、古文、綖环之别，每贯重三四斤，至翦铁而缗之。宰相李林甫请出绢布三百万匹，平估收钱，物价踊贵，诉者百万人。兵部侍郎杨国忠欲招权以市恩，扬鞭市门曰："行当复之。"明日，诏复行旧钱。天宝十一载，又出钱三十万缗，易两市恶钱；出左藏库排斗钱，许民易之。国忠又言非铁锡、铜沙、穿穴、古文，皆得用之。是时增调农人铸钱，既非所习，皆不聊生。内作判官韦伦请厚价募工，繇由役用减而鼓铸多。天下炉九十九：绛州三十，扬、润、宣、鄂、蔚皆十，益、郴皆五，洋州三，定州一。每炉岁铸钱三千三百缗，役丁匠三十，费铜二万一千二百斤、鑞三千七百斤、锡五百斤。每千钱费钱七百五十。天下岁铸三十二万七千缗。
肃宗乾元元年，户部侍郎第五琦以国用未足，币重货轻，乃请铸"乾元重宝"钱，径一寸，每缗重十斤，以一当十，与"开元通宝"参用。及琦为相，又铸重轮乾元钱，一当五十，每缗重十二斤。与三品钱并行。法既屡易，物价腾踊，斗米至七千钱，死者满道。初，有"虚钱"，京师人人私铸，并小钱，坏钟、像，犯禁者愈众。郑叔清为京兆尹，数月榜死者八百馀人。上元元年，减重轮钱以一当三十，"开元"旧钱与乾元十当钱，皆以一当十，碾磑鬻受，得为实钱，虚钱交易皆用十当钱，由是钱有虚实之名。
史思明据东都，铸"得一元宝"钱，径一寸四分，以当"开元通宝"之百。既而恶"得一"非长祚之兆，改其文曰"顺天元宝"。
代宗即位，"乾元重宝"钱以一当二，重轮钱以一当三，凡三日而大小钱皆以一当一。自第五琦更铸，犯法者日数百，州县不能禁止，至是人甚便之。其後民间乾元、重轮二钱铸为器，不复出矣。
当时议者以为："自天宝至今九百馀万。《王制》：上农食九人，中农夫七人。以中农夫计之，为六千三百万人。少壮相均，人食米二升，日费米百二十六万斛，岁费四万五千三百六十万斛，而衣倍之，吉凶之礼再倍，馀三年之储以备水旱凶灾，当米十三万六千八十万斛，以贵贱丰俭相当，则米之直与钱均也。田以高下肥瘠丰耗为率，一顷出米五十馀斛，当田二千七百二十一万六千顷。而钱亦岁毁於棺瓶埋藏焚溺，其间铜贵钱贱，有铸以为器者，不出十年，钱几尽，不足以周当世之用。"诸道盐铁转运使刘晏以江、岭诸州，任土所出，皆重粗贱弱之货，输京师不足以供道路之直。於是积之江淮，易铜铅薪炭，广铸钱，每岁得十馀万缗，输京师及荆、扬二州，自是钱日增矣。
建中元年九月，户部侍郎韩洄上言："江淮钱监，岁共铸钱四万五千贯，输於京师，度工用转送之费，每贯计钱二千，是本倍利也。"今商州有红崖冶出铜益多，又有洛源监久废不理。请增工凿山以取铜，兴洛源故监，置十炉铸之，岁计出钱七万二千贯，度用工转送之费，贯计钱九百，则浮本矣。其江淮七监请皆停罢。"从之。
二年八月，诸道盐铁使包佶奏："江淮百姓近日市肆交易钱，交下粗恶，拣择纳官者三分才有二分，馀并铅锡铜荡，不敷斤两，致使绢价腾贵，恶钱渐多。访闻诸州山野地窖，皆有私钱，转相货易，奸宄渐深。今後委本道观察使明立赏罚，切加禁断。"
贞元九年正月，张滂奏："诸州府公私诸色铸造铜器杂物等。伏以国家钱少，损失多门。兴贩之徒，潜将销钱一千为铜六斤，造写器物，则斤直六百馀。有利既厚，销铸遂多，江淮之间，钱实减耗。伏请准从前敕文，除铸镜外，一切禁断。"
十年六月，敕："今後天下铸造、买卖铜器，并不须禁止，其器物约每斤价直不得过一百六十文。委所在长吏及巡院同勾当访察，如有销钱为铜者，以盗铸钱罪论。"
十四年十二月，盐铁使李若初奏："诸道州府多以近日泉货数少，缯帛价轻，禁止见钱不令出界，致使课利有缺，商贾不通。请指挥见钱任其往来，勿使禁止。"从之。
宪宗以钱少，复禁用铜器。时商贾至京师，委钱诸路进奏院及诸军、诸使富家，以轻装趋四方，合券乃取之，号"飞钱"。京兆尹裴武请禁与商贾飞钱者，搜索诸坊，十人为保。盐铁使李巽以郴州平阳铜坑二百八十馀，复置桂阳监，以两炉日铸钱二十万。天下岁铸钱十三万五千缗。命商贾蓄钱者，皆出以市货，天下有银之山必有铜，唯银无益於人，五岭以北，采银一两者流他州，官吏论罪。
元和四年，京师用钱缗少二十及有铅锡钱者，捕之；非交易而钱行衢路者，不问。复诏采五岭银坑，禁钱出岭。六年，货易钱十缗以上者，参用布帛。蔚州三河冶距飞狐故监二十里而近，河东节度使王锷置炉，疏拒马河水铸钱，工费尤省，以刺史李听为使，以五炉铸，每炉月铸钱三十万。自是河东锡钱皆废。自京师禁飞钱，家有滞藏，物价顿轻。判度支卢坦、兵部尚书判户部事王绍、盐铁使王播请许商人於户部、度支、盐铁三司飞钱，每千缗增给百钱，然商人无至者。复许与商人敌贯而易之，然钱重币轻如故。宪宗为之出内库钱五十万缗市布帛，每匹加旧估十之一。会吴元济、王承宗连衡拒命，以七道兵讨之，经费屈竭。皇甫鎛建议，内外用钱每缗垫二十外，复抽五十送度支以赡军。
十二年敕："自今文武官僚，不问品秩高下，并公郡县主、中使，下至士庶、商旅、寺观、坊市，所有私贮见钱，并不得过五千贯。如有过此，许从敕出後，限一月市别物收贮。如限内未了，更请限亦不得过两月。限满违犯者，白身人处死；有官人等闻奏科贬，其賸贮钱纳官，五分取一充赏。"时京师里閈区肆所积，多方镇钱，如王锷、韩弘、李惟简，少者不下五十万贯。於是竞买地屋以变其钱，而高赀大价多依倚左右军官钱为名，府县不能究治，竟不行。
先是，三年，诏："应天下商贾先蓄见钱者，委所在长吏，令收市货物，官中不得辄有程限，逼迫商人，任其货易，以求便利。周岁之後，此法遍行，朕当别立新规，设蓄钱之禁。所以先有告示，许其方员，意在他时行法不贷。"
按：後之为国者，不能制民之产，以均贫富，而徒欲设法，以限豪强兼并之徒。限民名田，犹云可也；限民蓄钱，不亦甚乎！然买田者志於吞并，故必须上之人立法以限其顷亩；蓄钱者志於流通，初不烦上之人立法以教其懋迁也。今以钱重物轻之故，立蓄钱之限，然钱重物轻，正藏镪逐利者之所乐闻也。人弃我取，谁无是心？正不必设法禁以驱之，徒开告讦之门而重为烦扰耳。
穆宗即位，京师鬻卖金银十两亦垫一两，籴米盐百钱垫七八。京兆尹柳公绰以严法禁止之。寻以所在用钱垫陌不一，诏从俗所宜，内外给用，每缗垫八十。
宝历初，河南尹王起请销钱为佛像者以盗铸钱论。
太和三年，诏佛像以铅、锡、土、木为之，饰带以金银、鍮石、乌油、蓝铁，唯鉴、磬、钉、镮、钮得用铜，馀皆禁之，盗铸者死。是时峻盐铁钱之禁，告千钱者赏以五千。
四年，诏积钱以七千缗为率，十万缗者期以一年出之，二十万以二年。凡交易百缗以上者，匹帛米粟居半。河南府、扬州、江陵府以都会之剧，约束如京师。未几皆罢。
八年，河东锡钱复起，盐铁使王涯置飞狐铸钱院於蔚州，天下岁铸钱不及十万缗。文宗病币轻钱重，诏方镇纵钱榖交易。时虽禁铜为器，而江淮、岭南列肆鬻之，铸千钱为器，售利数倍。宰相李珏请加炉铸钱，於是禁铜器，官一切为市之。天下铜坑五十，岁采铜二十六万六千斤。及武宗废浮屠法，永平监官李郁彦请以铜像、钟、磬、炉、铎皆归巡院，州县铜亦多矣。盐铁使以工有常力，不足以加铸，许诸道观察使皆得置钱坊。淮南节度使李绅请天下以州名铸钱，京师为京钱，大小径寸如开元通宝，交易禁用旧钱。会宣宗即位，尽由会昌之政，新钱以字可辩，复铸为像。昭宗末，京师用钱八百五十为贯，每百才八十五，河南府以八十为百云。
●卷九 钱币考二
○历代钱币之制
後唐同光二年，令京师及诸道，於市行使钱内，检点杂恶铅锡钱，并宜禁断；沿江州县每舟船到岸，严加觉察，不许将杂铅锡恶钱往来换易好钱，如有私载。并行收纳。
天成元年，中书门下奏："访闻诸道州府所买卖铜器价贵，多是销鎔见钱，以邀厚利。"敕："宜遍古晓，如元旧破损铜器及碎铜，即许铸造铜器。生铜器每斤价定二百，熟铜器每斤四百，如违省价，买卖之人依盗铸钱律文科断。"又敕："诸道州府约勒见钱，素有条制，若全禁断，实匪通规。宜令三京、诸道州府，城门所出见钱如五百以上，不得放出。"
二年，敕："买卖人所使见钱，旧有条流，每陌八十文。近访闻在京及诸道市肆人户，皆将短陌转换长钱。今後凡有买卖，并须使八十陌钱，如有辄将短钱兴贩，仰所在收捉禁治。"
四年，制："今後行使钱陌内，捉到一文、二文系夹带铅铁钱，所使钱不计多少，纳官科罪。"
晋天福三年，诏曰："国家所资，泉货为重，销蠹则甚，添铸无闻。宜令三京、邺都诸道州府，无问公私，应有铜者，并许铸钱，仍以"天福元宝"为文，左环读之。每一钱重二铢四参，十钱重一两，仍禁将铅铁杂铸。诸道应有久废铜冶，许百姓取便开炼，永远为主，官中不取课利。除铸钱外，不得接便别铸铜器。"
其年十一月，敕："先许铸钱，切虑逐处缺铜，难依先定铢两。宜令天下公私应有铜欲铸钱者，取便酌量轻重铸造，不得入铅铁及缺落不堪久远流行。"
四年，敕："以天下公私铸钱杂以铅锡，缺小违条。今後祗官铸造，私下禁旧法。"
汉隐帝时，王章为三司使，聚敛刻急。旧制，钱出入皆以八十为陌，章始令入者八十，出者七十七，谓之"省陌"。
周显德二年，帝以县官久不铸钱，而民间多销钱为器皿及佛像，钱益少，乃立监采铜铸钱。自非县官法物、军器及寺观钟、磬、钹、铎之类听留外，自馀民间铜器、佛像，五十日内悉令输官，给其直。过期隐匿不输，五斤以上罪死，不及者谕刑有差。其铜镜，官中铸，於东京置场货卖，许人户收买兴贩。朝廷及诸州见管法物、军器，旧用铜制及装饰者，候经使用破坏，即仰改造，不得更使铜，内有合使铜者，奏取进止。
上谓侍臣曰："卿辈勿以毁佛为疑。夫佛以善道化人，苟志於善，斯奉佛矣，彼铜像者，岂所谓佛邪！且吾闻佛志在利人，虽头目犹舍以布施，若朕身可以济民，亦非所惜也。"
致堂胡氏曰："令之而行，禁之而止，惟为人所难者能然，若世宗欲禁销钱而毁铜像是也。铜像，人所敬畏，尚且毁之，钱之不可销必矣。韩愈拜京兆尹，神策六军不敢犯法，曰'是尚欲除佛者'，亦犹是也。销钱为器，其利十倍。钱所以权百货，平低昂，其铸之也，不计费，不谋息，今而销之，可不禁乎？虽然，销而为器，钱虽毁而器存焉。若夫散而四出，舟迁车转，入於他国，归於蛮夷，其害岂特为害而已！而不闻世宗禁之，则不以泉货贸远方之宝可知已，钱之散也，以贸远方之宝故也。上好之，下效之，於是关防不严，法制隳坏，真钱日少，伪钱日多。以不赀之价，靡有限之钱，虽万物为铜，阴阳为炭，亦且不给，区区器像又何济乎！故惟至廉无欲，然後可蓄生人之共宝。而又关防严密，法制具在，鼓铸不废，则中国之钱真可流於地上矣。"
唐主李璟既失江北，困於用兵，锺谟请铸大钱，以一当十，文曰"永通泉货"。谟得罪而大钱废，韩熙载又铸铁钱，以一当二。
钱有铜铁二等。五代相承用唐钱。诸国割据者，江南曰"唐国通宝"，又别铸如唐制而篆文。其後铸铁钱，每十钱以铁钱六权铜钱四而行，乾德後只以铁钱贸易，凡十当铜钱一。两浙、河东自铸铜钱，亦如唐制。西川、湖南、福建皆用铁钱，与铜钱兼行。湖南文曰"乾封泉宝"，径寸，以一当十。福建如唐制。
宋初，钱文曰"宋元通宝"。太平兴国後，又铸"太平通宝"钱。太宗亲书"淳化元宝"，作真、行、草三体。自後每改元必更铸，以年号元宝为文。
太祖皇帝建隆三年，禁诸州铁鑞钱，民间有者悉送官。
乾德五年，禁轻小恶钱，限一月送官。
自平广南、江南，听权用旧钱，勿得过本路之境。
国初因汉制，其输官钱亦用八十或八十五为陌，然诸州私用各随俗，至有以四十八钱为陌。是岁，所在用七十七为陌，贯及四斤半以上。
真宗咸平四年，旧制犯铜禁七斤以上，并奏裁处死，诏自今满五十斤以上取裁，馀第减之。
天禧三年，诏犯铜、鍮石，并免极刑。
铁钱者，川陕、福州承旧制用之。
开宝三年，令雅州百丈县置监铸铁钱，禁铜钱八两川。後令兼行，铜钱一当铁钱十。
太平兴国八年，以福建少铜钱，令於建州铸大铁钱，与铜钱并行，寻罢铸。
凡铸铜钱有四监：饶州曰永平，池州曰永丰，江州曰广宁，建州曰丰国（京师、昇鄂州、南安军、旧并有钱监，杭州有宝兴监，後并废之）。每千文用铜三斤十两，铅一斤八两，锡八两，成重五斤。惟建州增铜五两，减铅如其数。至道中，岁铸八十万贯，景德中，至一百八十三万贯。大中祥符後，铜坑多不发，天禧末，铸一百五万贯。铁钱有三监：邛州有惠民，嘉州有丰远，兴州有济众（益州、雅州旧亦有监，後废）。大钱贯重十二斤两，以准铜钱（旧皆用小铁钱，十当铜钱之一。景德二年，令知益州张咏、西川转运使黄观同裁度嘉、邛二州所铸大铁钱，每贯用二十五斤八两成直，铜钱一小铁钱十，相兼行用。後以铁重，多盗鎔为器，每二十五斤鬻之直二千。大中祥符七年，知益州凌策言："钱轻则行者易赍，钱小则鎔者鲜利。请减景德二年之制，其见使旧钱亦令仍旧行用。"从之）。岁总铸二十一万馀贯。
太祖时，取唐朝飞钱故事，许民入钱京师，於诸州便换。其後，定外地闲慢州乃许指射。自此之後，京师用度益多，诸州钱皆输送，其转易当给以钱者，或移用他物。
先是，许商人入钱左藏库，以诸州钱给之，而商旅先经三司投牒，乃输於库，所由司计一缗私刻钱二十。开宝三年，置便钱务，令商人入钱者诣务陈牒，即日辇致左藏库，给以券，仍敕诸州凡商人赍券至，当日给付，不得住滞，违者科罚，自是毋复停滞。至道末，商人便钱一百七十馀万贯，天禧末增一百一十三万贯。
初，蜀人以铁钱重，私为券，谓之"交子"，以便贸易，富人十六户主之。其後富人赀稍衰，不能偿所负，争讼数起。寇瑊尝守蜀，乞禁交子。薛田为转运使，议废交子则贸易不便，请官为置务，禁民私造。诏从其请，置交子务於益州。
诸路钱岁输京师，四方繇此钱重而货轻。景祐初，始诏三司以江东、福建，广南岁输缗钱合三十馀万易为金帛，钱流民间。
凡铸铜钱，用剂八十八两得钱千，重八十两十分。其剂，铜居六分，铅、锡居三分，皆有奇赢。铸大铁钱，用铁二百四十两得钱千，重百九十二两。此其大法也。有许申者，为三司度支判官，建议以药化铁与铜杂铸，轻重如铜钱法，而铜居三分，铁居六分，皆有奇赢，亦得钱千，费省而利厚。诏铸於京师。然铸钱杂铅、锡，则其液流速而易成，申杂以铁，铁涩而多不就，工人苦之，後卒无成。
国朝钱文皆用"元宝"而冠以年号，及改号宝元，文当曰"宝元元宝"，诏学士议，因请改曰"丰济元宝"，仁宗特命以"皇宋通宝"为文。庆历以後，复冠以年号。
时军兴，陕西移用不足，始用知商州皮仲容议，采洛南县红崖山、虢州青水冶青铜，置阜民、朱阳二监以铸钱。既而陕西都转运使张奎、知永兴军范雍请铸大铜钱。与小钱兼行，大钱一当小钱十。奎等又请因晋州积铁铸小钱。及奎徙河东，又铸大铁钱於晋、泽二州，亦以一当十，以助关中军费。未几，三司奏罢河东铸大铁钱，而陕西复采仪州竹尖岭黄铜，置博济监铸大钱。朝廷因敕江南铸大铜钱，而江、池、饶、仪、虢州又铸小铁钱，悉辇致关中。数州钱杂行，大约小铜钱三可铸当十大铜钱一，以故民间盗铸者众，钱文大乱，物价翔踊，公私患之。於是奎复奏晋、泽、石三州及威胜军日铸小铁钱，独留用河东。而河东铁钱既行，盗铸者获利十六，钱轻货重，其患如陕西，言者皆以为不便。知并州郑戬请河东铁钱以二当铜钱一，行一年，又以三当一，或以五当一，罢官炉日铸，且行旧钱。知泽州李昭遘亦言河东民烧石炭，家有橐冶之具，盗铸者莫可诘，而北虏亦能铸铁钱，以易并边铜钱而去，所害尤大。朝廷尝遣鱼周询、欧阳修分察两路钱利害，至庆历末，遂命学士张方平、宋祁，御史中丞杨察与三司杂议。时叶清臣复为三司使，与方平先上陕西钱议，曰："关中用大钱，本以县官取利大多，致奸人盗铸，其用日轻。比年以来，皆虚高物估，始增直於下，终取偿於上，县官虽有折当之虚名，乃罹亏损之实害。救弊不先自损，则法未易行。请以江南、仪商等州大铜钱一当小铜钱三。"又言："奸人所以不铸小铁钱者，以铸大铜钱得利厚而官不能必禁，若铸大铜钱无利，又将铸小铁钱以乱法。请以小铁钱三当铜钱一。"既而又请河东小铁钱如陕西，亦以三当一，且罢官所置炉。朝廷皆施用其言。自是奸人稍无利，犹未能绝滥钱。其後，诏商州罢铸青黄铜钱，又令陕西大铜钱、大铁钱皆以一当二，盗铸乃止。然令数变，兵民耗於资用，类多咨怨，久之始定。
神宗熙宁四年，陕西转运使皮公弼言："顷岁西边用兵，始铸当十钱。後兵罢，多盗铸者，乃以当三，又减作当二，行之至今，铜费相当，盗铸衰息。请以旧铜、铅尽铸当二钱。"从之。其後折二钱遂行天下。
庆历中，陕西、河东皆用铁钱，後小铁钱独行於河东，而陕西许用铜钱，及大铁钱以一折二。然小铁钱凡四十万缗积在同、华二州，熙宁诏赐河东，以铁偿之。永兴路安抚吴中复请以钱四十买缺薄恶钱一斤，以所买恶钱悉改铸大钱。秦凤转运使熊本言："今虽以钱四十得伪钱一斤，及铜钱千易当二钱千，其实铁钱一斤才当斤铁耳！千钱为铁六斤，铸为钱二千，而以铜钱千易之，官失多矣。又钱多，一年改铸未得竟也。且民卖千钱得二百五十折二大钱，才易其半，又禁其通行大钱，则方灾伤民所有钱四亡其三，何以救灾？"
判应天府张方平上言："臣向者再总邦计，见诸炉岁课上下百万缗，天下岁入茶、盐、酒税，杂利仅五千万缗。公私流布，日用而不息，上自社稷百神之祀、省御供奉、官吏廪禄、军师乘马、征戍聘赐，凡百用度，斯焉取给，出纳大计备於此矣。景德以前，天下财利所入，茶、盐、酒税，岁课一千五百馀万缗。太宗以是料兵阅马，平河东，讨拓跋，岁有事於契丹。真宗以是东封岱宗，西祀汾雎，南幸亳、宋，未尝闻加赋於民，而调度克集。至仁宗朝，重熙累盛，生齿繁庶，食货滋殖。庆历以後，财利之入，乃至三倍於景德之时，而国计之费，更称不赡。则是本末之源，盈虚之数，其疏阔不侔久矣。陛下悯时事之积弊，志在变而通之，创立法制，凡大措置事以十数，要在经国利民，崇德而广业也。其中率钱募役一法，为天下害实深，且举应天府为例，畿内七县共主客六万七千有馀户，夏秋米麦十五万二千有零石，绢四万七百有零匹，此乃田亩桑功之自出，是谓正税，外有沿纳诸色名目杂钱十一万三千有零贯，已是因循弊法。然虽有钱数，实不纳钱，并系折纳榖帛，惟屋税五千馀贯，旧纳本色见钱。大体古今赋役之制，自三代至於唐末、五代，未有输纳之法也。今乃岁纳役钱七万五千三百有零贯文，散青苗钱八万三千六百馀贯，累计息钱一万六千六百有零贯，此乃岁输实钱三千馀贯。又弛边关之禁，开卖铜之法，外则泄於四夷，内则纵行销毁。鼓铸有限，坏散无节，钱不可得，榖帛益贱。凡公私钱币之发敛，其则不远。百官、群吏、三军之俸给，夏秋籴买榖帛、坑冶场监本价，此所以发之也；屋庐正税、茶盐酒税之课，此所以敛之者也。民间货布之丰寡，视官钱所出之多少，官钱出少，民间已乏，则是常赋之外，钱将安出？"
自王安石为政，始罢铜禁，奸民日销钱为器，边关海舶不复讥钱之出，国用日耗。又青苗、助法皆徵钱，民间钱荒，故方平极言之。
八年，皮公弼又请铸铁折二钱，从之。
御史周尹言："臣去冬奉使，经由永兴、秦凤路，伏见盗铸钱不少，问其本末，盖是钱法用一当二铁钱易得，而民间盗铸者费少利倍。又访闻得所在官中积聚，约有数百万馀贯，民间收藏者犹不在其数。缘上件钱货起初元以一当十，後来减为折三，近岁又作折二，已於国家重货十损其八，若更作一文行用，即又损一分，所以不当，辄有奏请。昨来朝廷差汪辅之往逐路拣选铁钱万数不多，今三司指挥更不行用，仍行改铸，务监每一日铸及三千贯。即一年之内，除节假、旬假，实有三百日，课程约只得九十万贯以来，计三二年间，未满数百万贯，况日课未必及三千贯之数也！若改铸之法或只仍旧作折二钱，即民间盗铸定亦不可止绝。臣欲望作折二铸钱，更不别行改铸，亦不须拣选，起自今後只作一文行用，则盗铸者所获之利，不充所费，自然无复冒禁作过，岁省重辟，而农商交易获众货流通之利。且约官中所有，止就四百万贯言之，若以二为一，即犹得二百万贯之数，致力简省，便可得用。"
诸路铸钱总二十六监，每年铸铜、铁钱五百四十九万九千二百三十四贯。内铜钱十七监，铸钱五百六万贯；铁钱九监，铸钱八十八万九千二百三十四贯。
◎铜钱逐监钱数
阜财监（西京）二十万贯。黎阳监（卫州）二十万贯。永兴军、华州、陕府钱监，各铸二十万贯，计六十万贯。垣曲监（绛州）二十六万贯。同安监（舒州）一十万贯。神泉监（睦州）一十万贯。富民监（兴国军）二十万贯。熙宁监（衡州）二十万贯。宝泉监（鄂州）一十万贯。广宁监（江州）三十四万贯。永丰监（池州）四十四万五千贯。永平监（饶州）六十一万五千贯。丰国监（建州）二十万贯。永通监（韶州）八十万贯。阜民监（惠州）七十万贯。
◎铁钱逐监钱数
在城、朱阳两监（虢州）各十二万五千贯。阜民、洛南两监（商州）各十二万五千贯。威远镇（通远军）、滔山镇（岷州）两监共二十五万贯。嘉州二万五千贯。邛州七万三千二百三十四贯。兴州四万一千贯。
◎铜钱一十三路行使
开封府界。京东路。京西路。河北路。淮南路。两浙路。福建路。江南东路。江南西路。荆湖南路。荆湖北路。广南东路。广南西路。
◎铜铁钱两路行使
陕府西路。河东路。
◎铁钱四路行使
成都府路。梓州路。利州路。夔州路。
右元丰间毕仲衍所进《中书备对》，言诸路铜、铁钱监与所铸钱数目，及行使地分详明，今录於此。盖比国初至景德中，则铜钱增九监，而所铸增三百馀万贯，铁钱增六监，而所铸增六十馀万贯云。
哲宗元祐六年，申钱币阑出之禁，立铜钱出界徒流编配首从之法。
言者谓，自熙宁七年削除钱禁，以此边关重车而出，海舶饱载而回，沿边州军钱出外界，但每贯收税钱而已，是中国货宝与四夷共用之也。
户部侍郎苏辙北使还，论事宜曰："臣切见北界别无钱币，公私交易并使本朝铜钱。沿边禁钱条法虽极深重，而利之所在，势无由止。本朝每岁铸钱以百万计，而所在常患钱少，盖散入四夷，势当尔也。谨按：河北、河东、陕西三路，土皆产铁。见今陕西铸折二铁钱，万数极多，与铜钱并行，而民间轻贱铁钱，铁钱十五仅能比铜钱十，而官用铁钱与铜钱等，缘此解盐钞法久远必败。河东虽有小铁钱，然数目极少，河北一路则未尝鼓铸。臣等尝闻议者谓可於三路并铸铁钱，而行使之地止於极边，诸州极边见在铜钱并以铁钱兑换，般入近里州郡，如此则虽不禁钱出外界，而其弊自止矣。伏乞下户部，令遍问三路提、转、安抚司详讲利害，如无窒碍，乞早赐施行。惟河东路极边数郡，访闻每岁秋成，必假铜钱於北界人户收籴，乞令相度，若以绸绢优与折博有无不可。此计若行，为利不小。"
徽宗崇宁二年二月庚午，初令陕西铸折十铜钱并夹锡钱。左仆射蔡京奏："据陕西转运副使许天启申，送到新铸铜钱、铁钱样，已降指挥，铜钱於岁终须管铸三十万贯，铁钱铸二百万贯。自来铸钱，张官置吏，招刺军兵，所费不少，而军兵之役最为辛苦，官得至薄，率三钱得一钱之利，盖是久失擘画。今陕西河中府等处，民间私铸最多，召募私铸人，令赴官充铸钱工匠，广为营屋，许其一家之人在营居止，不必限其出入，官给以物料，尽其一家人力鼓铸，计其工直，率十分中支若干分数充其工价，又可收私铸人在官，盖昔人招天下亡命即山铸钱之意。欲令许天启相度，疾速准此施行，仍与旧来军工相兼鼓铸。今来所铸铜钱，除陕西、四川、河东系铁钱地分更不得行使外，诸路并准折十行用，其钱唯令陕西铁钱地分铸造，却於铜钱地分行使，贵绝私铸之患，如有私铸，并以一文计小钱十科罪。又陕西铜钱至重，每一钱当铁钱三或四，今夹锡铸造，样制精好，欲一钱当铜钱二支用，令许天启相度，依此施行。"从之。
夹锡钱始於二年，河东运判洪中孚言："二虏以中国钱铁为兵器，若杂以铅锡，则脆不可用，请改铸夹锡当三、当十铁钱。"从之。
尚书省言，崇宁监铸御书当十钱，每贯重一十四斤七两，用铜九斤七两二钱，铅四斤一十二两六钱，锡一斤九两二钱，除火耗一斤五两，每钱重三钱。
四年，尚书省言东南诸路盗铸当十钱者多，乃诏广南、福建路更不行使当十钱，有者兑换，於别路行使，其本路别铸小平钱。以闽、广系出铜处故也。又诏荆湖、江、浙当十钱并改作当五钱。
五年，蔡京罢相，监察御史沈畸言："古者军兴，锡赏不继，或以一当百，或以一当千，此权时之宜，岂可行於太平无事之日！自为当十之议，召祸起奸，游手之民一朝鼓铸，无故而有数倍之息，何惮而不为？虽日斩之，其势不可遏也。" 六月，诏当十钱惟京师、陕西、两河许行，诸路并罢。令民於诸县镇寨送纳，给以小钱，自一百至十贯止，令通用行使如川钞引法。
张商英为相，上言："当十钱自唐以来，为害甚明，行之於今，尤见窒碍。盖小平钱出门有限有禁，故四方客旅物货交易得钱者，必入中求盐钞，收买官告、度牒，而馀钱又流布在街市小民间，故官司内外，交相利养。自当十钱行，一夫负八十千，小车载四百千，钱既为轻赍之物，则告、牒难售，盐钞非操虚钱而得实价则难行，轻重之势然也。今欲权於内库并密院诸司，借支应干封椿金银、物帛并盐铁等，下令以当十钱盗铸为滥害法，限半年更不行用。令民间尽所有於所在州军送纳，每十贯官支金银物帛四贯，文择其伪铸者送近便改铸小平钱，存其如样者。俟纳官足，十贯作三贯，文各拨还元借处，然後京城作旧钱禁施行，乃可议榷货通商钞法。"
蔡绦《国史补》："国朝铸钱沿袭五代及南唐故事，岁铸之额日增，至庆历、元丰间为最盛，铜、铁钱岁无虑三百馀万贯，及元祐、绍圣而废弛，崇宁初则已不及祖宗之数多矣。鲁公秉政，思复旧额，以铜少终不能得，考夫古人之训，子母相权之说，因作大钱，以一当十，至大观，上又为亲书钱文焉。盖昔者鼓冶，凡物料火工之费，铸一钱凡十得息者一二，而赡官吏、运铜铁，悉在外也，苟稍加工，则费一钱之用，始能成一钱。而当十钱者，其重三钱，加以铸三钱之费，则制作极精妙廼得大钱一，是十得息四矣，始亦通流，又以其精致，人爱重之。然利之所在，故多有盗铸，如东南盗铸，其私钱既锲薄，且制作粗恶，遂以猥多成弊。大观三年，鲁公既罢，朝议改为当三，当三则折阅倍焉，虽县官亦不能铸矣，而大钱遂废。初议改当三也，宰执争辇钱而市黄金，在都金银铺未之知，不两月命下，时传以为讪笑。"
交子 天圣以来，界以百二十五万六千三百四十缗为额。
熙宁元年，始立伪造罪赏如官印文书法。
二年，以河东公私共苦运铁钱劳费，诏置潞州交子务。
明年，漕司以其法行则矾、盐不售，有害入中粮草之计，奏罢之。四年，复行於陕西，而罢永兴军盐钞务，文彦博言其不便，未几，竟罢其法。
五年，交子二十二界将易，而後界给用已多，诏更造二十五界者百二十五万，以偿二十三界之数。交子之有两界自此始。
九年，以措置熙河财利孙迥言："商人买贩，牟利於官，且损钞价。"於是罢陕西交子法。
绍圣元年，成都路漕司言："商人以交子通行於陕西而本路乏用，请更印制。"诏一界率增造十五万缗。是岁，通旧额书放百四十万六千三百四十缗。
崇宁元年，复行陕西交子。
大观元年，改四川交子为钱引。自朝廷取湟、廓、西宁，籍其法以助兵费，较天圣一界逾二十倍，而价愈损。及更界年，新交子一乃当旧者之四，故更张之。成都漕司奏："交子务已改为钱引务，欲以四十三界引准书放数，仍用旧印行之，使人不疑扰，自後并更为钱引。"从之。又诏："陕西、河东数路引直五千至七千，而成都才直二三百，豪右规利害法，转运司觉捕扇惑之人，准法以行。民间贸易十千以上，令钱与引半用。"言者谓钱引杂以铜、铁钱，难较其直增损。诏令以铜、铁钱随所用分数比计，作铜钱闻奏。知威州张特奏："钱引元价一贯，今每道止直一百文。盖必官司收受无难，自然民心不疑，便可递相转易通流，增长价例。乞先自上下请给不支见钱，并支钱引，或量支见钱一二分，任取便行，使公私不得抑勒，仍严禁止害法不行之人。"从之。大凡旧岁造一界，备本钱三十六万缗，新旧相因。大观中，不蓄本钱而增造无艺，至引一缗当钱十数。钱引，崇宁间行於京东西、淮南、京师诸路，惟福建、江、浙、湖、广不行。赵挺之以为福建，蔡京之乡里也，故免焉。
高宗绍兴三年，刘大中宣谕江南归，言泉司官吏之费岁十三万缗，请省官属。从之。
宋朝鼓铸，饶、池、江州、建宁府四监，岁铸铜钱百三十四万缗，充上供（饶州永平监，四十六万五千；江州广宁监，二十四万；池州永丰监，三十四万五千；建宁丰国监，二十四万四百）；衡、舒、严、鄂、韶、梧州六监，岁铸百五十六万缗，充逐路支用（衡州咸宁监，二十万；舒州同安监，十万；严州神泉监，十五万；鄂州宝泉监，十万；韶州永通监，八十三万；梧州元丰监，十八万）。建炎兵革，州县困敝，鼓铸皆废。绍兴初，并广宁监於虔州，并永丰监於饶州（後来只在饶州置司，赣州只系巡历），岁铸才及八万缗。以铜、铁、铅、锡之入，不及於旧，而官吏廪稍工作之费，视前日自若也。每铸钱一千，率用本钱二千四百文。时范汝为作乱，权罢建州鼓铸，二年复铸十二万缗，泉司应副铜、锡六十五万馀斤。
二十四年，罢铸钱司，归之漕司。
二十八年，上命御府铜器千五百事付泉司，大索民间铜器，告者有赏，其后得铜二百馀万斤。寺观钟、磬、铙、钹既籍定投务外，不得添铸。
二十九年，立为限制，命官之家存留见钱二万贯，民庶半之，馀限二年听变转金银，算请茶、盐、香、矾钞引之类，越数隐寄，许人告。
按：此即唐元和间所行，皆是以民间钱少而不能流通，县官费重而不能广铸，故为此末策耳。
孝宗隆兴元年，诏铸当二、小平钱，如绍兴之初。自乾、淳、迄嘉泰、开禧皆如之。
乾道六年，并铸钱司归发运司。
七年，复置。
八年，於饶、赣各置提点官。
自大中祥符及崇宁以来，钱皆精好。高宗尝谕近臣，欲尽如旧制，不较工料之费。乾道八年，孝宗以新铸钱淆杂，诏提点铸钱及永平监官、左藏西库监官、户工部长贰，议罚有差。
淳熙二年，并赣州归饶州而加都大焉。
祖宗内帑岁收新钱一百五万（江、池、饶、建四监），而每年退却六十万，三年一郊，又支一百万赴三司，是内帑每年才得十一万六千馀缗，而左藏得九十三万三千馀缗也。今岁额止十五万，而隶封椿者半，内藏者半，左藏咸无焉。又自国家置市舶於浙，於闽，於广，舶商往来，钱宝所由以泄。是以自临安出门有禁，下江有禁，入海有禁。凡舶船之方发也，官必点视，及遣巡捕官监送放洋。然商人先期以小舟载钱离岸，及官司之点、巡捕之送，一为虚文。於是许火内人告，以其物货之半充赏；又或以装发，则舶回日亦许告首，尽以回货充赏。沿海州军以铜钱入海船者有罚。淳熙五年五月，诏蕃商往来夹带铜钱五百文，随离岸五里外依出界法。
臣僚言："泉、广二舶司及西、南二宗司，建州回易，悉载金钱。四司既自犯法，郡县巡尉其能谁何？至淮、楚屯兵，月费五十万，见钱居其半，南北贸易，缗钱之入敌境者，不知其几。於是沿边皆用铁钱矣。"所以淮南旧铸铜钱，乾道初，诏两淮、京西悉用铁钱，荆门隶湖北，以地接襄、岘，亦用铁钱，而淮西鼓铸铁钱未办。议者欲取之蜀，事既行，参政洪造以为不便，上然之，但即蜀中取十五万缗，行之庐、和而已。
六年，诏司农丞许子中往淮西措置铁钱。子中言舒、蕲、黄州皆产铁，合置监（舒州置同安监，蕲春置蕲春监，黄州置齐安监），且铸折二钱。诏户部支凑二十万贯为本。又诏发运司通管四监（江州、兴国军、临江军、抚州）。子中所管三监（舒、蕲、黄），每岁各认三十万贯，其大小铁钱，令两淮通行。
七年，舒、蕲守臣皆以铸钱增羡迁官，然淮民为之大扰。
光宗绍熙二年，诏帅、漕司赈粜收破缺铁钱及私钱。明年，又降度牒二百道换私铁钱。
臣僚言江北公行以铜钱一准铁钱四，禁之。当时铜钱之在江北者，自乾道以来，悉以铁钱收换，或以会子一贯换钱一贯省，其铜钱解赴行在及建康、镇江。沿江州军关津去处，委官检察，又於江之南北各置官库，以铜、铁钱交换。凡沿江私渡及极边径路，严禁透漏。
绍熙十五年，置利州绍熙监，铸钱十万缗以救钱引。地多山林，宜炭铁，仍增铸十五万缗。未行，卒减铸十万。
二十二年，嘉州守臣王知远乞复嘉之丰远、邛之惠民二监，铸小平钱。
宁宗嘉定元年，即利州铸当五大钱。
三年，制司欲尽收旧引，又於绍兴、惠民二监岁铸共三十万贯，其料并同当三钱。时议者恐其利厚而盗铸滋多，而总所方患引直日低，虽盗铸不禁，盖欲钱轻则引重也。
会子 高宗绍兴元年，因婺州之屯驻，有司请椿办合用钱，而舟楫不通，钱重难致。乃诏户部造见钱关子付婺州，召客人入中，执关赴榷货务请钱，有愿得茶、盐、香货钞引者听。於是州县以关子充籴本，未免抑配，而榷货务又止以日纳三分之一偿之，人皆嗟怨。
六年二月，诏置行在交子务。臣僚言："朝廷措置见钱关子，有司浸失本意，改为交子，官无本钱，民何以信？"极论其不可。於是罢交子务，令榷货务桩垛见钱印造关子。
二十九年，印给公据、关子，赴三路总领所：淮西、湖广各关子八十万缗，淮东公据四十万缗，自十千至百千，凡五等。内关子作三年行使，公据二年，许钱银中半入纳。
三十年，户部侍郎钱端礼被旨造会子，桩见钱，於城内外流转，其合发官钱，并许兑会子赴左藏库送纳。明年二月，诏会子务隶都茶场。正以客旅算请茶、盐、香、矾等，岁以一千万贯，可以阴助称提，不独恃见钱以为本，又非全仰会子以佐国用也。
三十二年十二月，诏定伪造会子之罚（犯人处斩，赏钱一千贯，如不愿支赏，与补进义校尉。若徒中及窝藏之家能自告首，特与免罪，亦支上件赏钱，或愿补前名目者听。）日造会子，监官分押，每一万道解赴户部覆印。当时会纸取於徽、池州，续造於成都府，又造於临安府。会子初止行於两浙，後又诏通行於淮、浙、湖北、京西。除亭户盐本并用见钱外，其不通水路去处上供等钱，许尽用会子解发。其沿流州军，钱、会中半。民间典卖田宅、牛畜、车船等如之，或全用会子者听。
孝宗隆兴元年，诏官印会子以"隆兴尚书户部官印会子之印"为文，更造五百文会，又造二百、三百文会，置江州会子务。
乾道二年，因左司谏陈祐言会子之敝，出内库及南库银一百万两收之。
三年正月，度支郎中唐瑑言："自绍兴三十一年至乾道二年七月，共印过会子二千八百馀万道，止乾道二年十一月十四日以前，共支取过一千五百六十馀万道，除在官司桩管循环外，其在民间者，有九百八十万道。自十一月十四日以後，措置收换，截至三年正月六日，共缴进过一百一十八万九千馀贯，尚有八百馀万贯未收，大约每月收换不过六七十万。缘诸路纲运依近指挥，并要十分见钱，州县不许民户输纳会子，是致在外会子，往往商贾低价收买，辐辏行在，所以六务支取拥并。"诏给降度牒及诸州助教帖各五千道付榷货务，召人全以会子入纳，候出卖将尽，申取朝廷节续给降，务欲尽收会子也。六月，户部曾怀言，会子除收还外，有四百九十万贯在民间，乞存留行使。十二月，以民间会子有破损者，别造五百万换给。他日，又诏损会贯百钱数可照者，并作上供钱解发，巨室以低价收者坐罪。
四年，以取到旧会毁抹截凿付会子局重造，三年立为一界，界以一千万贯为额，逐界造新换旧。差户部尚书曾怀同共措置，铸"提领措置会子库"印，依左藏库推赏，其将带经过务场不得收税。蒋芾奏曰："此月用会子收回金银，若会子稍多，又出钱银收之。"陈俊卿奏曰："敛散抑扬，权之在上，可以无敝。"其年四月一日，兴工印造，至岁终可造一千万贯，措置收换旧会。每道收糜费钱二十足，零百半之，应旧会破损，但贯百字存，印文可验者，即与兑换，内有假伪，将辩验人吏送所司，其监官取朝廷指挥。每验出一贯伪会，追究元收兑会子人，钱三贯与辩验人。如官吏用心，讫事无假伪，具姓名推赏。自十二月一日始置局收换，至明年三月十日终尽绝，更不行用。
淳熙三年，诏第三界、四界各展限三年，令都茶场会子库将第四界铜板，接续印造会子二百万赴南库桩管。当时户部岁入一千二百万，其半为会子，而南库以金银换收者四百万，流行於外者才二百万耳。
范成大《揽辔录》载："虏本无钱，惟炀王亮尝一铸正隆钱，绝不多馀，悉用中国旧钱。又不欲留钱於河南，效中国楮币，於汴京置局造官会，谓之'交钞'，拟见钱行使。而阴收铜钱，悉运而北，过河即用钱，不用钞。钞文略曰：'南京交钞所准户部符，尚书省批降，检会昨奏南京置局印造一贯至三贯例交钞，许人纳钱给钞，河南路官私作见钱流转。若赴库支取，即时给付，每贯输工墨钱一十五文。候七年纳换别给，以七十为陌。伪造者斩，捕告者赏钱三百千。'前後有户部管当令史、官交钞库使副书押，四围画龙鹤有饰。"
右石湖乾道间充泛使入金国，道汴京，有交钞所，载其所见如此。其时中国亦以币权钱，然东南之地有会子，又有川引、淮交、湖会，而鼓铸之所亦复不一，所以常困钱币多而贱，秤提无策。而彼则惟以交钞行之河南，以中国旧钱行之河北，似反简易也。元祐间，颖滨使辽回奏事，亦言北界别无钱币，惟用中国钱云。
光宗绍熙元年，诏第七、八界会子各展三年。臣僚言："会子界三年为限，今展至再，则为九年矣，何以示信？"诏造第十界立定年限。
宁宗庆元元年，诏会子界以三千万为额，额外更增，许执奏不行。
嘉定二年，臣僚言三界会子数目滋多，称提无策。诏封桩库拨金银、度牒、官诰绫纸、乳香，凑成二十万，添贴临安府官局，收换旧会，品搭入纳，以旧会之二换新会之一。而称提新会最严，未免告讦肆起，根连株逮而苛政出；估籍徒流，乡井相望而重刑用；假称提而科敷抑配，酷吏得志。
泉州守臣宋钧，南剑州守臣赵崇亢、陈宓，皆以称提失职，均降一官，崇亢、陈宓各展二年磨勘。自是，岁月扶持，民不以信，特以畏耳。然籴本以楮，盐本以楮，百官之俸给以楮，军士支犒以楮，州县支吾无一而非楮，铜钱以罕见为宝，前日桩积之本，皆绝口而不言矣。是宜物价翔腾，楮价损折，民生憔悴，战士常有不饱之忧，州县小吏无以养廉为叹，皆楮之弊也。楮弊而钱亦弊。昔也以钱重而制楮，楮实为便；今也钱乏而制楮，楮实为病。况伪造日滋，欲楮之不弊，不可得也。且国家建隆之初，赋入尚少，东征西伐，兵馈不绝於道，未尝藉楮以开国也。靖康以来，外攘夷狄，内立朝廷，左支右吾，日不遑暇，未尝藉楮以中兴也。至於绍兴末年，权以济用，至於孝宗，谋虑及此，未尝不曲尽其心焉。当时内有三宫之奉，外有岁币之费，而造楮惟恐其多，收换惟恐其不尽，而或无以示民信也。至於光、宁以来，造愈多而弊愈甚，其所幸者，恭俭节用，无土木之妖，动静有常，无锡予之泛，所以楮虽弊而有以养其原也。
川引 高宗绍兴三年六月诏，四川自祖宗以来，先计引数，封桩本钱，常停重钱以权轻券，故法不弊。中间印给泛料数多，即将本钱侵用，故引法日坏。况自张浚开宣府，赵开为总饷，以供籴本，以给军需，增引日多，莫能禁止。
七年二月，川陕副帅吴玠请置银会於河池。五月，中书省言引数已多，虑害成法。诏止之。盖祖宗时，蜀交书放两界，每界止一百二十馀万。令三界通行，为三千七百八十馀万，以至於绍兴末年，积至四千一百四十七万馀贯，所有铁钱仅及七十万贯，又以盐酒等阴为称提。是以饷臣王之望亦请添印钱引以救目前，不得不为朝廷久远之虑。当时诏添印三百万，委之望约度，给用即止。後之望只添印一百万。
孝宗隆兴二年，饷臣赵沂依前指挥添印二百万。
淳熙五年闰六月，臣僚言："蜀中钱引已增至四千五百馀万，增而不已，必至於不可行，乞立定额，毋得增添。"从之。
光宗绍熙二年五月，诏川引展界行使。
宁宗嘉泰末，两界书放凡五千三百馀万缗，通三界书放益多矣。开禧末年，饷臣陈咸以岁用不足，尝为小会，卒不能行。嘉定初，每缗止直铁钱四百以下，咸乃出金银、度牒一千三百万，收回半界，期以岁终不用。然四川诸州去总所远者千数百里，期限已逼，受给之际，吏复为奸。於是商贾不行，民皆嗟怨，一引之直，仅售百钱。制司乃揭榜，除收兑一千三百万引外，三界依旧通行，又檄总所取金银就成都置场收兑，民心稍定。自後引直五百铁钱有奇，若关外用铜钱，引直百七十钱而已。
嘉定三年春，制、总司收兑九十一界二千九百馀万缗，其千二百万缗，以茶马司羡馀钱及制司空名官告，总所桩管金银、度牒对凿，馀以九十三界钱引收兑。又造九十四界钱引五百馀万缗，以收前宣抚程松所增之数，应民间输纳者，每引百帖八千。其金银品搭，率用新引七分，金银三分，其金银品色官称，不无少亏，每旧引百，帖纳二十引。盖自元年、三年两收旧引，而引直遂复如故。昔高宗因论四川交子，最善沈该称提之说，谓官中尝有钱百万缗，如交子价减，即官用钱自买，方得无弊。
淮交 绍兴末年，会子行，未有两淮、湖广之分。
乾道元年，户部侍郎林安宅言，督府忘费，印给会子太多而本钱不足，遂致有弊，乞别给会子二十万，背印付淮南州军行使，不得越过他路。
二年六月，诏别印二百、三百、五百、一贯交子三百万，止於两淮州县行使，其日前旧会听对换。应入纳买卖，并以交子见钱中半。如往来不便，诏给交子、会子各二十万，付镇江、建康府榷货务，使淮人之过江，江南人之渡淮者，皆得对换循环使用。然自绍兴末年以前，铜钱禁用於淮而易以铁钱，会子既用於淮而易以交子，於是商贾不行，淮民以困。右司谏陈良祐言："莫若如旧，从民便。铁钱已散，铜钱已收，且令兼行，以铁钱二当铜钱一，交子可以尽罢无疑也。"上曰："朕亦知其不可行，只为武锋一军在彼。"良祐又奏交子不便，诏两淮郡守、漕臣各条其利害。皆谓所降交子数多，而铜钱并会子又不过江，是致民旅未便。诏铜钱并会子依旧过江行使，其民间交子许作见钱纳官，应在官交子日下尽数赴行在左藏库交纳。
後又诏铜钱并会子依旧过江行使。又诏江南州郡民间行使淮交者从便。至嘉定十五年，增印及三百万，其数日增，价亦日损，称提无其术也。
湖会 孝宗隆兴元年，湖广饷臣王珏言："襄阳、郢、复等处大军支请，以钱银品搭。令措置於大军库堆垛见钱，印造五百并一贯直便会子，发赴军前，当见钱流转，於京西、湖北路行使。乞铸勘会子、覆印会子印，及下江西、湖南漕司根刷举人落卷，及已毁抹茶引故纸，应副抄造会子。"从之。及印造之权既专，则印造之数日增，且总所所给止行本路，而京南水陆要冲，商贾必由之地，流通不便。乃诏总所以印造铜板缴申尚书省，又拨茶引及行在会子收换焚毁。而总领所谓："江陵、鄂州商旅辐辏之地，每年客贩官盐动以数百万缗，自来难得回货。又湖北会子不许出界，多将会子就买茶引，回往建康、镇江等处兴贩。今既有行在会子可以通行，谁肯就买茶引？缘每年帖降引数多。若卖不行，军食必阙。"朝廷遂寝其议，乃再印给湖北会子二百万贯，收换旧会。至嘉定十四年，诏造湖广会子三十万，对换破损会。自後因仍行之。
按：钱币之权当出於上，则造钱币之司当归於一。汉时，常令民自铸钱，及武帝则专令上林三官铸之，而天下非三官钱不得行，郡国前所铸钱皆废，销输其铜三官。然钱以铜、铁、铅、锡而成，而铜、铁、铅、锡搬运重难，是以历代多即坑冶附近之所置监铸钱；亦以钱之直日轻，其用日广，不容不多置监冶，铸以供用。中兴以来，始转而为楮币。夫钱重而直少，则多置监以铸之可也；楮轻而直多，则就行都印造足矣。今既有行在会子，又有川引、淮引、湖会，各自印造，而其末也，收换不行，称提无策，何哉？盖置会子之初意，本非即以会为钱，盖以茶、盐钞引之属视之，而暂以权钱耳。然钞引则所直者重（承平时，解盐场四贯八百售一钞，请盐二百斤），而会子则止於一贯，下至三百、二百。钞引只令商人凭以取茶、盐、香货，故必须分路（如颗盐钞只可行於陕西，末盐钞只可行於江淮之类），会子则公私买卖支给无往而不用，且自一贯造至二百，则是明以之代见钱矣。又况以尺楮而代数斤之铜，赍轻用重，千里之远、数万之缗，一夫之力克日可到，则何必川自川，淮自淮，湖自湖，而使後来或废或用，号令反覆，民听疑惑乎？盖两淮、荆湖所造，朝廷初意欲暂用而即废，而不知流落民间，便同见镪，所以後来收换生受，只得再造，遂愈多而愈贱，亦是立法之初，讲之不详故也。
东莱吕氏曰："泉布之设，乃是阜通财货之物，权财货之所由生者。考之於古，如《管子》论禹汤之币，禹以历山之金，汤以庄山之金，皆缘凶年，故作币救民之饥。考之《周官 司市》，凡国有凶荒，则市无征而作布。又考单穆公谏景王之说，古者天灾流行，於是量资币，权轻重，作币以救民。以《管子》与《周礼》、单穆公之论，观夏商之时所以作钱币，权一时之宜，移民通粟者，为救荒而设，本非先王财货之本虑。所以作钱币，论国用，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，以三十年通制，则有九年之食，以为财货之盛。三登曰太平，王道之盛也。以此知古人论财货，但论九年之积，初未尝论所藏者数万千缗，何故？所论农桑，衣食财货之本；钱布流通，不过权一时之宜而已。先有所谓榖粟，泉布之权方有所施，若是无本，虽积镪至多，亦何补盈虚之数。所以三代以前论财赋者，皆以榖粟为本，所谓泉布，不过权轻重，取之於民。所以九贡、九赋用钱币为赋甚少，所谓俸禄亦是颁田制禄，君、卿、大夫不过以采地为多寡，亦未尝以钱布为禄。所以三代之人多地著，不为末作，盖缘钱之用少。如制禄既以田，不以钱，制赋又自以榖粟布帛，其间用钱甚少，所以钱之权轻，惟凶年饥荒所以作币。先儒谓金铜无凶年，权时作此，以通有无，以均多少而已。所以三代之前论布泉者甚少。到得汉初有天下，尚自有古意，王公至佐吏以班职之高下，所谓万石、千石、百石，亦是以榖粟制禄。不过口、算，每人所纳，百馀年尚未以钱布为重，至武帝有事四夷，是时国用不足，立告缗之法，以括责天下，自此古意渐失，钱币方重。大抵三代以前，惟其以榖粟为本，以泉布为权，常不使权胜本，所以当时地利既尽，浮游末作之徒少。後世此制坏，以匹夫之家藏镪千万，与公上争衡，亦是古意浸失，故後世贡禹之徒欲全废此，惟以榖帛为本，此又却是见害惩艾，矫枉过直之论。大抵天下之事，所谓经权本末，常相为用，权不可胜经，末不可胜本，若徒见一时游手末作之弊，欲尽废之，如此则得其一，不知其二。後世如魏文帝时天下尽不用钱，贡禹之论略已施行，遂有湿榖薄绢之弊，反以天下有用之物为无用，其意本要重榖帛，反以轻榖帛。天下惟得中適平论最难，方其重之太过，一切尽用，及其废之太过，一切尽不用，二者皆不得中。然三代以前更不得而考，自汉至隋，其泉布更易虽不可知，要知五铢之钱最为得中。自汉至隋，屡更屡易，惟五铢之法终不可易。自唐至五代，惟武德时初铸'开元钱'最得其中，自唐至五代，惟'开元'之法终不可易。论者盖无不以此为当。以此知数千载前有五铢，后有'开元'最可用。何故？论太重，有所谓直百、当千之钱；论太轻，则有所谓榆荚、三铢之钱。然而皆不得中，惟五铢、'开元'铢两之多寡，鼓铸之精密，相望不可易。本朝初用开元为法，其钱皆可以久行。自太宗以张齐贤为江南转运，务欲多铸钱，自此变'开元'钱法，钱虽多，其精密俱不及前代。本朝张齐贤未变之前，所谓'太平钱'尚自可见，齐贤既变法之後，钱虽多，然甚薄恶不可用。当时务要得多，不思大体。国家之所以设钱以权轻重本末，未尝取利。论财计不精者，但以铸钱所入多为利，殊不知铸钱虽多，利之小者，权归公上，利之大者。南齐孔僟论铸钱不可以惜铜爱工，若不惜铜，则铸钱无利，若不得利，则私铸不敢起，私铸不敢起，则敛散归公上，鼓铸权不下分，此其利之大者。徒徇小利，钱便薄恶，如此，奸民务之皆可以为。钱不出於公上，利孔四散，乃是以小利失大利。南齐孔僟之言乃是不可易之论。或者自缘钱薄恶後，论者纷纷，或是立法以禁恶钱，或是以钱为国赋，条目不一，皆是不揣其本而齐其末。若是上之人不惜铜爱工，使奸民无利，乃是国家之大利。泉布之法，总而论之，如周、如秦、如汉五铢、如唐开元，其规或可以为式，此是钱之正。若一时之所铸，如刘备铸大钱以足军市之财，第五琦铸'乾元钱'，此是钱之权也。如汉武帝以鹿皮为币，王莽以龟贝为币，此是钱之蠹也。或见财货之多，欲得废钱；或见财货之少，欲得鼓铸。皆一时矫枉之论，不可通行者也。若是权一时之宜，如寇瑊之在蜀创置交子，此一时举偏救弊之政，亦非钱布经久可行之制。交子行之於蜀，则可；於他，利害大段不同。何故？蜀用铁钱，其大者以二十五斤为一千，其中者以十三斤为一千，行旅赍持不便，故当时之券会，生於铁钱不便，缘轻重之推移，不可以挟持。交子之法，出於民之所自为，託之於官，所以可行。铁钱不便，交子即便。今则铜钱稍轻，行旅非不可挟持，欲行楮币，铜钱却便，楮券不便。昔者之便，今日之不便。议者欲以楮币公行，参之於蜀之法，自可以相依而行，要非经久之制。今日之所以为楮券，又欲为铁钱，其原在於钱少，或稍为铜器，或边鄙渗漏，或藏於富室。今则所论利害甚悉。财利之用，在於贸易，孔僟之论，宜不惜铜爱工，不计多寡，此最的当推本之论。钱之为物，饥不可食，寒不可衣，至於百工之事，皆资以为生，不可缺者。若是地力既尽，榖帛有馀，山泽之藏咸得其利，钱虽少不过钱重。钱虽重，彼此相权，国家之利，亦孔僟之论。要当寻古义，识经权，然後可也。"
水心叶氏曰："钱之利害有数说。古者因物，权之以钱；後世因钱，权之以物。钱币之所起，起於商贾通行，四方交至，远近之制，物不可以自行，故以金钱行之。然三代之世，用钱至少，自秦、汉以後浸多，至於今日，非钱不行。三代以前，所以钱极少者，当时民有常业，一家之用，自榖米、布帛、蔬菜、鱼肉，皆因其力以自致，计其待钱而具者无几。止是商贾之贸迁，与朝廷所以权天下之物，然後赖钱币之用。如李悝平籴法，计民一岁用钱只一千以上，是时已为多矣，盖三代时尚不及此。土地所宜，人力所食，非榖粟则布帛，与夫民之所自致者，皆无待於金钱，而民安本著业，金钱亦为无用，故用之至少，所用之数，以岁计之，亦是临时立法，制其多少。後世不然，百物皆由钱起，故因钱制物，布帛则有丈尺之数，榖粟有斛斗之数，其他凡世间饮食资生之具，皆从钱起，铢两多少，贵贱轻重，皆由钱而制。上自朝廷之运用，下自民间输贡、州县委藏、商贾贸易，皆主於钱，故後世用钱百倍於前。然而三代不得不少，後世不得不多。何者？三代各断其国以自治，一国之物自足以供一国之用，非是天下通行不可阙之物，亦不至费心力以营之。上又明立禁戒，不要使天下穷力远须，故《书》曰'惟土物爱，厥心臧'。《老子》曰：'致治之极，民甘其食，美其服，乐其俗，邻国相望，鸡犬之声相闻，民至老死不相往来。'其无所用钱如此，安得不少！後世天下既为一国，虽有州县异名，而无秦、越不相知之患，臂指如一，天下之民安得不交通於四方？则商贾往来，南北互致，又多於前世，金钱安得不多？古者以玉为服饰，以龟为宝，以金银为币，钱只处其一，朝廷大用度、大赐予，则是金尽用黄金。既以玉为服饰，玉是质重之物，以之为饰，过於金、珠远矣。汉世犹用金银为币，宣、元以後，金币始尽。王莽欲复古制，分三等币，後不复行。至东汉以後，黄金最少，又缘佛、老之教盛行，费为土木之饰，故金银不复为币，反皆以为器用服玩之具。玉自此亦益少，服饰却用金银，故币始专用钱，所以後世钱多。此数者，皆钱之所由多。用钱既多，制度不一，轻重、大小、厚薄皆随时变易，至唐以'开元钱'为准，始得轻重之中。古钱极轻，今三代钱已无，如汉五铢、半两，其在者尤轻薄不可用。盖古者以钱为下币，为其轻易，後世以钱为重币，则五铢、半两之类宜不可用。然大重则不可行，所以'开元'为轻重之中。唐铸此钱，漫衍天下，至今犹多有之，然唐世无钱尤甚。宋朝则无时不鼓铸，以'开元钱'为准，如太平、天禧钱又过於'开元'。仁宗以前，如'太平钱'最好，自熙宁以後不甚佳。国初惟要钱好，不计工费，後世惟欲其富，往往减工缩费，所以钱稍恶，若乾道、绍兴钱又不及熙丰远矣。然而唐世所以恶钱多，正以朝廷不禁民之自铸。要之利权当归於上，岂可与民共之？如刘秩之论与贾谊相似，当汉文帝欲以恭俭致昇平，谓天下无用钱处，故不复收其权柄，使吴、邓钱得布天下，吴王用之，卒乱东南。唐以开元、天宝以後，天下苦於用兵，朝廷急於兴利，一向务多钱以济急，如茶、酒、盐、铁等末利既兴，故自肃、代以来，渐渐以末利征天下，反求钱於民间。上下相征，则虽私家用度，亦非钱不行，天下之物隐没不见，而通行於世者惟钱耳！夫古今之变，世数之易，物之轻重，货之贵贱，其间迭往迭来，不可逆知，然钱货至神之物，无留藏积蓄之道，惟通融流转，方见其功用。今世富人既务藏钱，而朝廷亦尽征天下钱入於王府，已入者不使之出，乃立楮於外以待之。不知钱以通行天下为利，钱虽积之甚多，与他物何异？人不究其本原，但以钱为少，只当用楮，楮行而钱益少，故不惟物不可得而见，而钱亦将不可得而见。然自古今之弊相续至於今日，事极则变，物变则反，必须更有作新之道，但未知其法当如何变得。其决不可易者，废交子，然後可使所藏之钱复出。若夫富强之道，在於物多，物多则贱，贱则钱贵，钱贵然後轻重可权，交易可通。今世钱至贱，钱贱由乎物少，其变通之道，非圣人不能也。"